近现代中国法律变革中的中西之辩(2)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和生活模式也发生过根本性的变革——周秦之变，加上朝代更迭，影响后世的法律文化和生活方式主要来自于前朝(今天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来源于清朝)。影响我们言行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秦汉之后形成的。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关注，更多的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2016年8月5日，我用“读秀”搜索中能最大化搜索的“知识”选项搜索“孔子”，搜得项条目；搜索“儒家”，搜得项条目；搜索“儒学”，搜得项条目。人们对孔子的关注远远高于儒家或儒学。我们所关注的“传统”与影响我们生活的“传统”是不同的(当然不是截然不同)。

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如此，欧美诸国也各是如此。西方的法治(法学)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法治(法学)也有很多是从世界其他地区学期借鉴的，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借鉴、学习他们的成果，有时直接采用“拿来主义”也并无不妥。因为当今世界不再是由各自相对孤立的国家或地区组成，既然如此，法治的全球统一也是大势所趋。我们没必要经常性的强调我们“独特性”的传统法律文化，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我们更不需要担心所谓的“西化”问题，毕竟我们正在走向地球村。再者，人们不是复印机，能复制别人的言行、思想以及国家制度等。人都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何况学者。

从上文法国宪法的历史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也曾出现过“中化”的潮流，很多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敬仰，如启蒙时期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莱布尼茨。但是目前还没看到有西方历史上或当代的执政者、学者曾担心过“中化”(或“全盘中化”)或者说失去他们自己的特色。受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日本、韩国比中国还要“西化”，我们也很难看到日韩两国的执政者或学者表达出失去传统走向“西化”的担忧。

从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顽固派的抵制还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都没能阻挡中国一直在“西化”，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学研究比100多年前的清末变法时期更加“西化”。无论今天多少人主张“回归”传统或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用过么强有力的方式推行这一做法或想法，将来只会比今天更加“西化”。譬如《劳动合同法》，张五常先生指责这部法律“是从西方抄回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以后只可能更好地贯彻并继续完善《劳动合同法》而非废止它，因为这部法律是我们的立法者从西方众多国家的劳动法中权衡、比较、鉴别之后指定的，并非“抄袭”。

那些极力主张“回归”传统或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的学者，也忽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们眼中的传统法律文化有多少被普通民众所认可接受。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确实有天下情怀、心系民生，但是他们却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把他们想象的(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按照自己所设计的生活模式生活)生活模式通过宣教或强制施加于“白丁”，如孟子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思想，他们几乎就这样想当然地认为民众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可以富足的生活了，而不知尊重“白丁”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典型的为民做主的传统(时至今日这一传统还在很多执政者和学者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也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传统法律文化并不一定根植于民众，不然，为何时至今日一直在大力宣传弘扬传统法律文化。如果传统法律文化以根植于民众，变成民众的生活方式，我们何须大张旗鼓的宣扬传统法律文化。越是大力宣扬传统法律文化，就越说明它并没有对传统或今天的中国民众产生多大的效应。以前没有，今天没有，以后对中国民众更不会有多大的效应。

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认真研究传统法律文化。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自由，学者从事研究是本分和个人自由，民众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使他们的个人自由。因为孔子早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能施加于别人，自己想要自由的生活也应该想到别人也想要自由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远远超过个性或差异，但是由于个性具有显性，而共性是隐性的，再加上个性的层叠累加，就显得这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也因此，中西法律的差异就凸显出来(西方各国和地区法律的差异同样是明显的)。无论从共性还是个性的角度，我们都无须强调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性。以共性而言，中西的共性是根本性的；以个性而言，法律文化是每个个体创造层累叠加形成的，全球化使得个性突破国界，成为全球化中的个性，而非某一个国家所特有的个性。当然有人会反对，说现在的全球化就是“西化”，但是他们忘了，西方的文明也是全人类，(近现代之前)至少是西方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的民众共同创造的结晶。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0/0914/4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