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坛70年概观(5)

这支年轻作家中的几位佼佼者已在全国文坛具有了一定影响，曾在一些全国性文学评奖或有广泛影响的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山西作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一个跨世纪的实力新方阵。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他们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风格。

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一直生活在基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农村以及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动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其次是他们有比较敏锐的观察生活和思辨问题的能力。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心态的宣泄，更鲜有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这样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文学个性。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青年作家处在科技发达，信息爆炸时代，阅读量很大，特别注意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方式，努力追求个性，把已有的现实主义、现代派等诸多表现方式，融入到现代文明、科技进步之中，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方法。让作品产生出一种新颖、深刻、生动的感染力，适应了读者阅读的发展变化与需求。

梳理七十年的山西文学，有实绩，有成就，感到欣慰；期待未来的山西文学能够不断有惊喜，有突破，感到希望永在。

老中青作家成就文学大省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彦辈出，人杰地灵。荀子、 韩非、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元好问、关汉卿、罗贯中等等杰出的文学家，以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剧本、小说，为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为山西作为文化传统厚重之地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山西文学创作不断地继承传统，续唱新篇。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山西的文学事业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山西人民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全国文坛确立了文学大省的地位。山西文学七十年的历程，是与新中国所走过的轨迹血脉相通的。从内容上看，这七十年的山西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在翻身当家作主之后，所焕发出的建设国家的无限创造力和积极性，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变化的生活轨迹。当新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时期，文学创作自然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当政治和经济受到错误路线干扰而出现波折的时期，文学也就进入一种低潮状态。从作品成绩上看，这七十年中，山西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的甚至于可以称之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剧本、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塑造出了许多生动且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不仅在表现北方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独树一帜，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文学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则再一次证明了山西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忽略的创作能力，成为思想解放大潮中走在前列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力量；世纪交替前后的山西文学创作第三次高潮，一批思想观念活跃、艺术方式创新的中青年作家，靠自己的作品，延续了山西作为文学大省的地位，为建设文化强省贡献了力量。几年前，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标志着山西文学创作走向了世界，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概括七十年山西文学的总体走向，应当说，是老中青数代作家，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特别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努力创新，既保持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又积极吸收借鉴外来艺术形式中有益的成分，因而，使得山西文学七十年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创造力，达到了不封闭、不保守，民族性和时代性共存的良好状态。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地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等等。这些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作家们也真实地揭示出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心路过程，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鞭挞和批判少数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这些作家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村政策的思想基点，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文学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确实起到了让文学成为广大农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作用。由于特征明显，特别是作品影响广泛，“山药蛋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都会从这个流派作家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中吸收有益的成分；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会把这个流派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学界，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山药蛋派”作家所反映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影响后来人。八十年代：“晋军”崛起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轫开始，山西的文学创作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就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届评奖，又有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入选。获奖作家和作品数量在全国各省名列前茅1985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在第2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山西作家的作品，包括成一、李锐等人。这几位作家都是当时山西中青年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他们的这几部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期山西作家取得的成就；他们和其他十几位青年作家呈现了创作上的一个最佳时期，具备了一个文学群体的整体优势。因此，《当代》杂志编辑在“编者的话”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晋军崛起”口号。应当说，“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山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关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大批当时年龄在40岁左右的作家所取得的成绩，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于是，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张平的《姐姐》获奖；此后的历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李锐的《合坟》、张石山的《甜苣儿》等中选；而成一、柯云路、周宗奇、韩石山、王东满、田东照、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等作家的小说，麦天枢、赵瑜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在全国文坛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比如像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及同名电视剧的问世，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同时，在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与评论等方面，山西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苏与繁荣。整个80年代的山西文学，可以称得上是当代山西文学发展繁荣中的一个黄金时代，用“晋军崛起”来概括，也还是准确的。山西作家身处内陆，在艺术和技巧的开放性方面不如京沪等地作家，但在思想内容的厚实性上却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因此，“晋军”作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既有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朴实性，又有思想内容上的坚实性；既有山西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国内外开放性、时尚性文学观念的浸润；既保持农村题材的基础，又开拓了视野，涉猎到城市、科技、历史等多个领域，因而，他们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深化、艺术探索等方面，都富有强烈的个性，更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特征。九十年代：迎来第三次创作高潮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时代旋律，山西文学创作再次凭借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展示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品格，继五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和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第三次高潮。这期间，最能集中体现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无疑是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了全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张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的。起初，他主要写“家庭苦情”系列小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他把创作的重点放到了直面现实上。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是张平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语是：“《抉择》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突出地塑造了在艰难抉择中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市长李高诚的崇高形象，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广大群众和党的优秀干部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决心。小说注意调动操作心弦的情节和细节等艺术手段，在冲突的浪尖去刻画人物，描写生动爽利，语言流畅激越。整部作品正气凛然，具有强烈冲击读者心灵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其启示意义，尤其发人深省。”《抉择》一经问世，便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轰动，出现了当时少见的纯文学作品销售热潮，并且被近百家报刊转载、上百家广播电视台联播并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特别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是那些年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收获。可以说，电影《生死抉择》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最根本的还是得力于原著《抉择》的成功。这个时期，除了张平之外，其他老中青几代作家都有优秀作品问世。老作家马烽出版了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胡正发表和出版了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和长篇小说《明天清明》，他们功力不减当年。第二代作家中焦祖尧的长篇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和长篇小说《飞狐》，田东照的以《跑官》为代表的表现基层干部正确的人生选择的“官场系列”小说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而“晋军”作家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方山区人们的生存状态。成一用现代意识去挖掘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的深刻蕴含和文化价值，完成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银谷》。韩石山一面以犀利的随笔参与国内文坛的各种热点问题的论争，一面以沉静的心态和学者的风范创作出文人传记《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周宗奇的纪实文学《文字狱记实》等传记作品，开拓了纪实文学新路子。张石山的系列短篇小说《仇犹遗风录》等，延续了他小说的风格。钟道新的《超导》《特别提款权》《权利的界面》等作品，非常敏锐地表现了当代生活中最前沿、最具先锋性的诸如电子信息、股票市场、国际金融和现代高科技领域的人和事，开辟了山西文学关注现实生活的一方崭新天地。哲夫数百万字的“环保系列作品”，表达出作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关切。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完美的旅行》等作品，以女性的委婉，抒写了对生命的珍爱。一些青年作家也靠自己的创作实力，在这个时期登上文坛，如吕新的一大批有特色的小说作品，用它独特的艺术感觉表现了北方山区农民的情感心理方式。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 王祥夫的《种子》《雇工歌谣》等作品，则从正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的变革。张锐锋以他若干部长篇哲理思辨性大散文，成为国内散文界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散文家之一。正是凭借这些作家作品，使得山西文学走向了第三次高潮。世纪之初：趋向多元化的山西文学每一次世纪之交，总是一个社会生活剧烈变动、历史车轮加速运行的时期。在这场大变革、大重组中，文学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失去轰动效应的现象，一些作家产生过迷惘和消沉。但在世纪之交时期，广大文学工作者终于认识了商品经济的特点，经受住了各种诱惑和挑战，以积极的姿态走向市场经济社会，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山西的文学创作也与全国文坛同步，在新的世纪之初呈现出持续发展、全方位推进的态势。小说仍然是山西文学创作的强项和优势。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新世纪的小说题材内容更加开阔、形式更加多样，作家的主体个性更加突显，在继承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对文学艺术规律本身的探索和实践，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均有丰硕收获，主要有：作家张平继续以其深刻的主题、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推出了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再一次掀起了张平小说热，并在2007年获得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王祥夫的短篇小说《上边》2004年获得第三届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和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在2007年双双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李骏虎的中篇小说《前面是麦季》获得了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得了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和成一的长篇小说《白银谷》，都是坚守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反思，在叙事方式上作了多方探索，受到了国内外文坛的关注，同时入围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此外，王保忠、玄武、杨遥、手指、小岸、杨凤喜、李燕蓉、张行健、韩思中等中青年作家，都有不错的作品发表，形成了一定的阵势。散文因其特别适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作家们喜欢写作的体裁，山西文坛这个时期同样有一批作家专事散文写作。韩石山的《韩先生言行录》《此事岂可对人言》等，在读者和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张锐锋锐意探索一条“大散文”的创作道路，陆续出版了《月亮》《祖先的深度》等多部著作。燕治国的散文集《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是作者多年访问诸如冰心、钱钟书等文坛名人的记录。此外，杨新雨、乔忠延等人，也都有佳作问世。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创作也有丰硕的成果。山西作家有着热情关注社会发展、用报告文学迅速反映的优良传统，赵瑜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善于驾驭重大题材，有深度，善思考，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之后，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晋人援蜀记》《天眼》《火车头震荡》等。哲夫的环保系列报告文学，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大江大河生态保护上，触及到了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具有非常显著的社会意义。山西有一个庞大的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诗人群体，他们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在艺术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诗歌、诗集，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气派和山西诗风的创作路子。值得提到的是，一支由老中青结合的山西评论团队逐渐形成，为我省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对文学创作走向的探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都有显著的建树，为推动山西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影视文学：逐步走上了自觉创作道路影视文学创作，既是文学事业中的一部分，又是前景灿烂的文化产业。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文学就像一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历史的演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积累了富足的宝藏；而电影和电视剧却似运用科技手段培育的速生树种，短短几十年便以其旺盛的综合生命力茁壮成长，打出了自己的天地。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的影视艺术，在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美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今，电影和电视剧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的“主食”之一。文学与影视相互促进并达到双赢的现实，已经让许多作家从被动参与影视文学创作，逐步走上了自觉创作道路。过去，有不少作家声称：参与影视剧本写作，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造成伤害；更有作家认为：影视是大众娱乐文化，与文学的崇高精神是不能混淆的，宁可寂寞，也不去凑影视的热闹出名获利。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作家参与影视文学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不可否定的。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表达方式，电影和电视剧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山西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影视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其形式表现为：第一，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冈夫等老作家，均创作或有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其中，《罗汉钱》《花好月圆》《扑不灭的火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咱们的退伍兵》《万水千山》《葡萄熟了的时候》《伤疤的故事》《汾水长流》《虎穴追踪》等，都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影片。据统计，仅孙谦一个人就创作（包括合作）电影文学剧本21部，其中16部被搬上了银幕。第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山西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比过去有大幅度增长。其中影响大的有：由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由钟道新的中篇小说《超导》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张平的小说《天网》《孤儿泪》《抉择》《国家干部》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由成一小说《白银谷》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由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由王永泰小说《一代廉吏于成龙》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等，标志着山西代表性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在变为影视剧。第三，山西有一大批作家直接从事影视创作，比如焦祖尧独立或与人合作创作出《大树临风》《北魏冯太后》，田东照创作出《李月生的大半辈子》，王东满创作出《点燃朝霞的人》《风流父子》，钟道新改编和创作出《黑冰》《天骄》《智慧风暴》等，张石山创作有《水浒后传》《兄弟如手足》《吕梁英雄传》，赵瑜创作出《内陆九三》《申纪兰》，哲夫创作出《毒吻》《零点行动》，周山湖参与创作出《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梁枫创作出《杨家将》《罗贯中》《生死之恋》，于淑莲创作有《昌晋源票号》《驼道》，胡传阁参与创作出《嫂娘》《可怜天下男人心》，此外，周宗奇、邓兴亮、马骏、杨茂林、王松山、陈亚珍等作家，也参与创作出多部影视剧；麦天枢、潞潞、梁志宏、孙涛、刘亚渝等，参与了多部电视专题片的撰稿工作。根据山西作家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和参与创作的影视剧、专题片，基本上都做到了主题思想健康向上，无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倾向；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曾获得过全国“飞天奖”“金鹰奖”和省里的“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山西作家的影视文学作品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也是作家们长期以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取得的成果。刘慈欣领军：中青年作家实力新方阵2015年8月，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雨果奖”，这是中国和亚洲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科幻文学界有了一席之地，不少权威评论称赞刘慈欣靠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刘慈欣获得这个荣誉，并不是偶然的，是他多年潜心科幻文学创作成绩的体现。事实上，在山西还有十几位像刘慈欣那样认真创作，同样有不俗成绩的青年作家，在近些年展示出文学才华。这支年轻作家中的几位佼佼者已在全国文坛具有了一定影响，曾在一些全国性文学评奖或有广泛影响的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山西作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一个跨世纪的实力新方阵。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他们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风格。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一直生活在基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农村以及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动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其次是他们有比较敏锐的观察生活和思辨问题的能力。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心态的宣泄，更鲜有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这样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文学个性。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青年作家处在科技发达，信息爆炸时代，阅读量很大，特别注意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方式，努力追求个性，把已有的现实主义、现代派等诸多表现方式，融入到现代文明、科技进步之中，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方法。让作品产生出一种新颖、深刻、生动的感染力，适应了读者阅读的发展变化与需求。梳理七十年的山西文学，有实绩，有成就，感到欣慰；期待未来的山西文学能够不断有惊喜，有突破，感到希望永在。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0/1117/6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