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3)

据此，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定是：消化、转化、会通、化他(西方哲学)，即借鉴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丰富和更新我们自身的哲学形态和哲学语汇，使之发生转化，并反过来影响和调理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二)“中国化”与“西化”“西学东渐”

自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陈序经提出“西化”概念以来，作为一种极端主张，已深受诟病，但至今仍还在少数学人内心潜藏，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时有所闻。“西化”是指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看待西方哲学和制度，全盘接受西方哲学理念，使中国完全融入西方文明。“西化”“全盘西化”的核心含义是“移植”，涉及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价值信念等方面的“照着讲”和现实的政治诉求与操作。对这些主张“西化”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毋宁说是要“去中国化”。然而，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复制”和“移植”西方哲学是不成功的。

“西化”论者无论是对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理论还是现实，都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没有洞察西方哲学内部的各种差异、矛盾以及西方哲学与西方社会的内在联系，对“日日新”的世界和事情本身缺乏多维视角和具体化的研究分析。他们只顾一个方面，即用西方哲学来“化”中国，改造中国，却不懂得用自家的理论创造去回应西方哲学。“西化”派的迷误，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根本上在于：一是在理论、现实和民族心理的认同方面都不可能“西化”，二是违背了我们称之为“自化与化他”的文化交往结构。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是拿西方哲学来改造中国，而是通过了解西方哲学，通过创造性地解释西方哲学来丰富、更新中国自己的东西，创造当代中国哲学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合理形态，这是“自化”；西方哲学中国化也是一种融通互化，是从本土问题出发，用中国眼光研究问题的，使西方哲学了解和尊重中国哲学看待世界和“化解”各种冲突的智慧，使西方哲学也能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这是“化他”。这种“自化与化他”的结构性整体，是中西互化，而不是彼此“驯化”，这才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比较容易区分。“西学东渐”侧重于对“西学”的接纳、翻译、研究、介绍和传播。“西学”的内容广泛，既包括科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政经制度，也包括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此外，“西学东渐”还暗含着西方哲学优于、高于中国哲学的价值判断和中西文化对立的偏见。相比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化”既是用西方哲学来促进或者改进中国哲学，使之“转型升级”，现代化，也是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性地解释西方哲学，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诠释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体(主要内容)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的现实作为思想资源，以西方哲学作为观照的视野和框架的哲学理论创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理念是中西哲学平等对话，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消化、会通、转化)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的积极因素成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典范

依据上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重要与否，取决于这种哲学理论形态是否是“自化与化他”的，即既是消化、化用西方哲学以使中国哲学发生转化，又是去“化”西方哲学，反哺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也受到影响。因此，它自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的范畴、观念、思想方式的中国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形态的成果当然是受益于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西哲学比较和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特别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比较突出，贺麟、洪谦、王玖兴、陈修斋、张世英、梁志学、杨祖陶、叶秀山、朱德生、王树人等学者贡献卓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科学哲学、结构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效应。这些西方哲学研究丰富了中国哲学语汇、叙述形式和观照视野，更新了中国哲学内容和思维方式，对西方哲学中国化是非常有贡献的。但这只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成果的背景，并不是理论形态本身。无论是通过译介和研究来消化吸收西方哲学，还是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理解“中国文本”，抑或会通“化合”中西哲学，创造新的哲学理论体系，都促进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丰富性，一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意义整体。广泛地讲，它们也属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畴，但最主要的毕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中国问题和思维特色的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新哲学。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0/1222/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