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7)

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对时代问题和人类命运作了深刻思考，使西方重新了解和尊重新时代中国哲学对世界、时代、人类命运所做的理论贡献。反本开新的哲学思路，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价值，充分了解和借鉴西方哲学并创造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倡导中、西、马哲学的融合，既提倡“拿来主义”，更着力于“送去主义”，反映出其哲学区别于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的特点，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

赵汀阳精熟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从思考当代哲学文化的困境出发，“所营造之问题框架，兼取中西，尤以中国传统架构为主……所采用之分析方法，亦兼有中西，而偏重西式以取其逻辑论证之长。”〔22〕通过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资源和西方的逻辑分析、博弈论等工具，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在存在论”，对“存在”“理性”“权利”“个体”“道”“关系”“天下”“合作”“和”“仁义”等范畴作了创造性的阐释；针对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他对康德哲学的世界和平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做出了认真的理论回应，翻新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创制了“天下体系”的分析框架；他对西方哲学观、存在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做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罗尔斯、施米特等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有精到的评论，提出了哲学的政治学转向。特别是“天下体系”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和激烈争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取得的重要理论形态，引起国内外的较大关注。彼得·卡赞斯坦评论说：“赵汀阳重新界定了中国的‘天下’理论，与西方帝国观念自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普遍论不同，‘天下’提出了一个对话型的、非中心的普遍论理念……需要世界共同行动来承担责任与义务，因此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23〕

1.赵汀阳的哲学观

赵汀阳指出，“在哲学所能思考的所有问题中，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24〕西方传统的哲学观把“存在”看作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把哲学定位为追求终极本质和理论的形式化、科学化，其主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模式，一种知识论。而现代西方哲学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或者把哲学定位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或社会批判。

赵汀阳认为，西方哲学的哲学观，无论是存在论、知识论、语言哲学、社会批判理论，还是解构主义，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言说(logos)之路，而不是“道”的思路。其实，“存在”不是“问题”，在生活中不是麻烦，“存在”也不值得惊讶，自然如此，只有当“要做成什么样的存在”的时候，“人为”“共在”才是问题；智慧不是知识，“还没有等哲学家搞清楚什么样的原理能够表达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世界和生活早就已经变化了。”〔25〕智慧也不是言说、不是描述和解释，而是行动，是创造，是“做事”的智慧。人的存在是文化存在。“生活和文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我们需要新智慧”，“需要有与这种变化相匹配的智慧”。〔26〕因此哲学要作彻底的改革，需要“智慧的复兴”。

赵汀阳认为，哲学是文化的“内在性”，而文化就是做事的方式。什么是哲学问题？能够作为哲学问题的一定要是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能够作为思想观念的基础的‘问题’，必须是我们确实不得不面对的、无法回避的、不想也存在的问题……决定着我们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的并不是那些‘终极问题’，而是关于思想和生活运作的‘选择问题’。”〔27〕人的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人必须时刻做出决定和做出选择，如何与他人合作共事，做事有什么可能的思路和创意，现实的文化存在还会被设计成何种存在。这些问题是整体性的意义存在，它不能“化”在某个学科里，只能是哲学问题。所以，哲学是问题和思路的设计、布局、创作，哲学就是如何做事的智慧，是思考什么是化解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设计文化自身，创造出文化的意义。“哲学不再关心那些绝对的‘界限’，而只关心思想文化的存在‘边界’或者说观念界的边界，……事实上它(边界)不断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需要设计的。”〔28〕这样，哲学以现实的普遍问题为基础进行思路的设计和创作，兼具现实性、逻辑性和创造性，哲学就有了现实的根据和现实的价值，而不是沦为一种理想话语。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0/1222/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