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8)

2.共在存在论

西方的存在论(一般存在论)追求终极的、形式性的实在，对“存在”的理解是逻辑的理解，这种存在论是“为科学世界以及逻辑世界准备的，它不适合解释人的存在方式”。〔29〕因此，必须对一般存在论进行改造，对存在的基础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赵汀阳通过改良和重新定义先秦的和谐、“仁义”概念，提出了“共在存在论”。

“存在即做事”。共在存在论研究事的世界，是“事情存在论”。哲学是“因事而思”，而不是“向物而思”。存在的基础问题不是“存在”，而是“如何存在”“做成什么样的存在”。做事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做事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可能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做决定、做选择、做事都是对生活的创造。选择的不确定性构成人的存在的命运问题，“命运由人们所做之事所定义……命运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就是命运之所在”。〔30〕所以人的存在是关系存在，人的选择、行动、合作构成了一个事的世界而不是物的世界。

事的内在结构是人的关系，共在存在论是关系存在论。共在先于存在，关系优先于事物的性质。“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共在之前，每个人只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尚未成为一个价值存在。”〔31〕事的世界是由各种人际和心际组成的世界，因人际和心际的复杂性、可塑性、可能性，所以不同的人际和心际世界应有不同的“真理”。事情之理是“复数真理”“众理”。

天人、天下是最基本的共在关系，天与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是共存的动态互动关系。由于“万物化生”是生活世界真实的状态，是天下“大势”，所以这种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有所谓绝对知识。因此，天人、天下之关系是可以调整的和校正的，并且也必须随“化”进行调整，使天人通达、天下和谐。和谐是最优的共在策略，这就是孔子首倡的“和”策略。

3.天下体系

赵汀阳认为，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变得特别突出，“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以至于成为当下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哲学’，这一变化可以称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32〕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表明，哲学的问题和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治理问题、世界秩序问题成了人类生活中最切身、最重要的问题。但当今社会对世界的解释框架是西方主导的，西方政治哲学能较好地解决现代性民族国家的秩序问题，但无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即使是康德的世界和平理论，其“同质国家”的“排他性”也无法解决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突问题。

“政治哲学问题就是一系列关于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33〕但西方现代社会确立的民族国家视角和理性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理性原则不能根本解决意见世界的纷争和政治的正当性。因为理性原则确立的是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排他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一个由丛林规则和霸权思维统治的“坏世界”，战争和冲突造成当今人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随着哲学根本问题的转换，思想视角、思想方法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赵汀阳认为，政治世界是意见世界，必须考虑各种政治实体、价值观念的兼容问题。中国周朝开创的天下体系奠定了以世界政治问题为核心的独特思路，与古希腊确立的城邦学、现代民族国家的学说完全不同，“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是个一视同仁的和平主义世界治理体系”；“天下体系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以便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使旨在发展世界公利的世界集体理性行动成为可能。”〔34〕天下体系理论以共在存在论为哲学基础，是从整个“天下”考虑问题的一种哲学视角和关系方法论。

从思考的视角来说，“天下”理念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 “天下人之天下”和“以天下观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不拒绝不排斥“他者”，以普遍受惠为原则，天下无外，思想无外，“‘无外’原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被‘化’入某个总的框架，在外的总能够化入而成为内在的……这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框架。”〔35〕“以天下观天下”，不是从民族国家、宗教、语言、文化角度去观察其他异质文明，强制其他文明接受他们的“立法”和游戏规则，而是从天下的角度理解世界，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分析问题，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发展出一种关系理性，化敌为友，促成合作。而民族国家的视角强化的是对立意识，是“敌人”意识，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0/1222/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