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城苗培成家族的廉政家风及其当代价值(2)

（三）刚直不阿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察法规规定，监察使辖区内的一切公立机关和公务人员，都在其监察范围之内，但从监察院历年公布的案件查处情况看，被查处的大多为县级和区、乡的基层公务人员，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则很少被查处。究其原因，是因为监察院对于监察使的任免制度存在漏洞，未能严格执行任期规定，导致各区监察使“事实上每多连任”，在同一监察区任职时间过长，“势不能与该区内各高级官吏全避酬酢，相处既熟，每易轻法而重情，一旦发生与各高级官吏直接间接有关之案件，即难行使其职权，而所可纠举者，都为一般低级官吏”[4]。苗培成担任监察使长达十余年，但他在任内一向恪尽职守，秉公办案，对于涉及高级官员的贪腐案件，也坚持勿枉勿纵，查清事实，依法办理。1946年11月，苗培成提案弹劾国防部参谋次长郭忏违法越权，贪污渎职，该案经监察院审查成立后，移送国防部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办理。[5]后来由于蒋介石的蓄意袒护，郭忏未受到任何处分，但此案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苗培成作为远离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文职官员，敢于查处军方的“大老虎”，充分体现了其为政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作风，深刻地影响了苗氏家族后人。

（四）崇尚法治

监察制度作为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政治制度并受其制约。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发展的，监察官员充当皇帝的耳目，不是为了伸张民权，而是为了维护皇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御史虽然有权上书言事，“但是如果直言君主自身的阙失，总是无效的多，有效的少”，历代王朝的监察机构“实际上都变成察官之官”。[6]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和政府将统治集团的私利凌驾于所有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之上，其行为的核心目的更多的是在于维持其统治”，这种“前治理国家”不是以社会为发展取向，而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发展取向。[7]孙中山基于近代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提出监察权独立的主张，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理论设立了监察院。苗培成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熏陶下，苗培成不仅接受了近代化的高等教育，也培育了崇尚法治的近代化理念。后来苗培成出任监察使，深知作为执法官员的责任重大，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对于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公务人员毫不姑息，依法给予应有的惩处，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权益。纵观我国历朝历代的直臣廉吏，终究未能超越人治的窠臼，而苗培成则为苗氏家族的后人树立了一面崇尚法治的精神旗帜。

三、当代价值

虽然苗培成个人的廉洁与勤政未能有效遏制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更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因腐败而垮台的命运，但晋城苗氏家族的廉政家风仍不失为近代山西重要的廉政文化资源，对于推进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推动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近年来被查处的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中，不少都带有“家庭腐败”的特征。可以说，对于领导干部家庭而言，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还会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推动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应当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学习历代清官廉吏坚持以身作则、注重家风族风培育的事迹，为领导干部涵养优良家风提供借鉴和启示。苗培成家族廉政家风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苗培成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高级官员，在严重恶化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坚持清廉自守、勤政为民，他刚直不阿的为政之风和崇尚法治的先进理念，值得当代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

（二）丰富山西廉政文化内涵

在山西古代历史上，清官廉吏层出不穷，近年来，学术界对山西古代清官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方兴未艾，为当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通过对历代清官廉吏事迹的研究与传播，山西自古以来的廉政基因得以传承。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在当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借鉴和弘扬古代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内容，也要注意鉴别清官文化中的消极因子和历史局限。对清官文化的过度推崇就会形成“清官情结”。“清官情结”是在我国古代特定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心态，代表了广大民众对廉洁政治和公平正义的期盼，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把廉政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别清官廉吏身上，对清官往往过度地崇拜和美化，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治思维，不能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苗培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苗培成接受过近代化的高等教育，其为政之风与清廉自守、勤政爱民、刚正不阿的古代清官廉吏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崇尚法治的鲜明特征。因此，通过对苗培成家族廉政家风的挖掘与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符合时代精神和要求的内容进行弘扬和宣传，可以弥补山西近代廉政文化研究的不足，丰富山西廉政文化的整体内涵，也可以防止因对清官文化的过度推崇而陷入“清官情结”的迷思。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6/10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