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辽金时期的山西佛教研究述评(2)

综上所述，壁画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以个别寺院的壁画为中心，对整体的把握较少，偶见不同寺院壁画的比较分析，但山西与其他省份辽金壁画的分析则很少涉及，所以并不能很好的反映辽金时期山西壁画的独特之处。并且多是描述性的文章，即对寺院的壁画进行简单的描述，而对壁画背后的实质性问题研究相对较少。辽金山西壁画内容主题以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供养人壁画居多，体现了学唐比宋的风格。

三、关于佛教造像的研究

张明远的《善化寺五方佛塑像的创建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19]从彩塑与建筑的关系、造像的时代特点、造像的题材来源及历史成因等方面，来分析善化寺五方佛的创建年代，得到了五方佛可能创建于辽代晚期的结论。程乃莲、张敏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艺术探微》[20]，分别对释迦塔的建筑美、雕塑美、壁画美、书法美展开论述，从而得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艺术美。袁志伟的《大同善化寺二十四诸天像考辨》[21]从二十四诸天像的名号和宗教内涵与善化寺诸天像与辽金大同佛教的关系两方面分析，认为善化寺的二十四诸天像实际上是密教仪轨、华严宗与天台宗忏法融合的产物，是辽金佛教发展及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缩影。韩锐的《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天王彩塑艺术研究》[22]对善化寺的四大天王从比例、铠甲的塑造、衣纹的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表明四天王的塑造手法、题材组合、法器与五佛冠的组合均为现存最早的样式，对研究我国佛教四天王的彩塑艺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乔建奇的《善化寺大雄宝殿金代彩塑的整体布局与塑造语言》[23]从整体布局、以情动人、形神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的金代彩塑，在整体布局的设计上，以群体组合结构营造出了庄严的气势，并与建筑空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了金代工匠高超的技术工艺。聂磊的《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菩萨服饰特点初探》[24]对华严寺内辽代彩塑菩萨的服饰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了服饰的特征变化丰富了佛教故事的题材、内容的观点，而且认为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以更好的表达佛教造像的艺术性。杨俊芳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服饰研究》[25]，对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二十九尊辽代彩塑的服饰进行分析比较，认为辽代彩塑的服饰风格既继承了唐朝佛教造像的服饰风格，但同时又结合了契丹民族本身的特点，形成了崇尚武力，以健为美，男女平等取向的独特的辽代服饰风格。武丽、彭景跃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金佛造像服饰艺术浅析》[26]认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造像的服饰综合体现了不同时代服饰风格的艺术特征，从佛造像的布局上体现了晚唐五代的特征；从佛造像的造型、服饰等装饰手法上表现出辽金时期塑像的艺术特征；这些方面对于研究契丹民族文化、审美情趣，了解北方民族文化、生活风俗、价值观取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许韶华的《下华严寺菩萨造像的艺术特点》[27]通过分析四大菩萨、十方菩萨和供养菩萨的艺术特征，认为辽代佛教菩萨像的身体姿态，虽不如唐代造像那样饱满丰腴，又不似宋代讲究细节，然而在神情风貌上，却皆有盛唐的健康庄严和宋代的人间现实风趣，具有独特的佛教艺术魅力。郭秋英、王丽雯《下华严寺辽代菩萨头冠的艺术特点》[28]通过分析辽代菩萨头冠的类型、样式，从而得出了辽代菩萨头冠的艺术特点。雷琳的《大同下华严寺佛教彩塑艺术研究》[29]分别对华严寺的历史渊源、佛教彩塑的主要类型以及佛教彩塑的艺术特色进行阐述，认为辽代佛教彩塑融合了辽代特有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并且形成了辽代佛教雕塑艺术独特的艺术风貌。李元杰的《大同华严寺辽代塑像服饰特点》[30]通过分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的具体位置、服饰特点以及胁侍菩萨的服饰特点，认为从菩萨的身姿不仅体态优雅, 而且衣着也融合了多个朝代的服饰风格, 从中可以窥见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我国佛教塑像的发展、变化和各自的风格特点。同时从这个时期的佛教塑像上也可以体现出辽代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服饰已经逐渐民族化。

综上所述，首先，辽金时期的山西佛教造像研究内容主要偏重于大同地区和华严寺。其中，华严寺的研究又集中在菩萨塑像这一方面，应尝试着从新的方面寻找突破口，如郭秋英、王丽雯的文章就从菩萨的头冠着手分析。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常见，体现了历史学科与美术学科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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