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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辽金时期的山西佛教研究述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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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佛教典籍的研究

辽金时期的佛教典籍主要与释迦塔及赵城金藏有关，1974年在释迦塔中发现了十二卷契丹藏和其他三十五卷辽代刻经，从而为研究契丹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33年范成法师在洪洞广胜寺发现了《赵城金藏》，从而引起了学界对《赵城金藏》的关注。

杜成辉的《应县木塔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变文浅析》[31]对变文的形式、内容、语言艺术、作者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变文实际上是通俗的叙事文学，是戏曲和小说的重要渊源，主要艺术特征是说唱相间，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辽代俗讲文学的空白。同时将《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与敦煌莫高窟的《维摩诘经变文》进行了对比，得出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点。尤李的《应县木塔所藏入法界品及相关问题考论》[32]通过分析应县木塔所藏的辽代刻经《入法界品》，认为华严宗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神化皇权的一种工具。张德光《关于赵城金藏研考中几个问题的商榷》[33]认为《赵城金藏》的雕印是寔公法师和崔法珍二人先后完成的，且与当时平阳发达的雕印的技术有密切的联系，主张赵城《金藏》与《赵城藏》应该分开对待。何梅的《赵城金藏的几个问题》[34]对《赵城金藏》最早雕刻的时间问题，在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考察后，提出《赵城金藏》始刻于金皇统九年(1149)，而不是金天眷二年(1139)，同时指出《赵城金藏》的同本异译经的排序错误的问题及原因，对缺帙待补等情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段建凤的《赵城金藏的发现及其现代意义》[35]和昌莲《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及时代价值》[36]两篇都是对其价值进行分析的论文，前文先介绍了《赵城金藏》的发现过程，后分析其历史价值，认为《赵城金藏》的传奇历史，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教育国民爱国的好教材。相比前文，后文叙述的更加完整。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历史价值方面，认为《开宝藏》的佚失使以《开宝藏》为底本刻印的《赵城金藏》显得尤为珍贵，且其本身在内容、版本、雕刻方法、纸张使用等方面都具有严格的规定，更增添了它的历史价值。第二部分时代价值方面，对于募集者舍身布施“断臂、燃身”等行为从佛典中寻求解释，认为他们这是佛教中“苦行僧”精神的体现，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成功抢运、保护以及后期整理，最后将其重现世人，这中间都是人民的力量在起作用，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时代价值。周峰的《赵城金藏的刊刻与崔法珍的历史贡献》[37]对《赵城金藏》的发现和保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复原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且否定了以前崔法珍是因为化缘雕印《赵城金藏》而自断手臂，认为其自断手臂是为了表明出家的意志。王一君、赵改萍的《赵城金藏扉画新探》[38]从卷首插画的来历说起，对插画中每个人物的位置、动作、表情等进行详细的解析，通过与其他地方雕刻的“释迦说法图”和“临终涅槃图”相对比，认为卷首的画面应该为“释迦临终说法图”并将其命名为“释迦遗教图”，反映了自元朝以来，佛教民间化、世俗化的一种趋势。

当前学界对辽藏的研究相对较少，《赵城金藏》则相对较多，其中对《赵城金藏》的发现、保护以及修复过程较为重视，几乎每篇文章都有涉及，但对其关键问题如开始的时间、具体的卷数仍然缺乏定论，需进一步研究。王一君、赵改萍的文章对于之前《赵城金藏》扉页的“释迦说法图”提出了新的见解，比较新颖。周峰的文章否定了以前崔法珍因化缘断臂的说法，提出了新看法，都是值得肯定与学习的。释迦塔的佛典侧重于一卷一卷的分析，赵城金藏则偏重从整体上分析，就金藏内的各种经卷较少单独分析，仅有的分析也是侧重在版本的对比方面。

五、关于佛教碑刻的研究

陈晓伟的《浅述辽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寺院—以朔州“辽天庆八年经幢”为中心》[39]以朔州“辽天庆八年经幢”为切入点，对山西地区经幢存在情况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认为山西的佛教与寺院二者存有互动关系，佛教在社会中的普及为寺院的建立做了准备工作，同样的，寺院的大量出现保障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李振明的《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40]从“朱弁碑”的字数问题、碑文所记录的寺院沿革及修建时间、碑文中相关的历史人物三个方面，对“朱弁碑”进行了分析考证。曹臣明的《大同华严寺的历史变迁》[41]通过现存在寺内的二十余通碑刻，分析了华严寺自创建至2010年的历史变迁，认为从华严寺的变化沿革可以看出大同地区的兴衰历史，还可以从中一窥地方佛教发展的历史。尤李的《应县木塔所藏入法界品及相关问题考论》[42]通过分析应县木塔所藏的辽代刻经《入法界品》，认为华严宗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神化皇权的一种工具。丁帆、陆亚飞的《从大同华严寺看契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43]认为大同华严寺是民族融合与交流的产物，从建筑布局和佛教人物塑像的面部神态上就能够体现出来。王贺的《从现存辽代佛教古迹看辽代佛教信仰》[44]，对现存辽代遗迹进行统计，分析了辽代佛教信仰的成因以及辽朝佛教中的文化特色，认为辽代的契丹人信仰中,虽以佛教的表现最为突出,但是原始宗教、摩尼教、道教、景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且各宗教信仰间相互融合、渗透,在契丹民族的宗教文化中,已经呈现了全方位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局面并且对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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