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交流元代山西信众对敦煌莫高(3)

北台高三十八里，顶有平地三五十倾。亦无树［木］，有大龙池，人无敢踢磊落石，□□□／多出墨云，积雪朔消，寒风切骨。／其台山周围八百里，大寺十所，蓝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余人。圣迹极多，不可具述［1］267-268。

因此，题记9中的“北台山寺僧人洪净”当为五台山北台某处寺庙的僧人。元代五台山由台州（今山西五台县）管辖，属于冀宁路。那么，上面15则游人题记，有11则来自晋宁路，4则来自冀宁路。

总之，属于今山西地区的大同路、冀宁路、晋宁路三路中，未见有来自大同路的游人题记。总共15则题记中，来自晋宁路的有11则，占绝大多数；来自冀宁路的有4则。若从游客身份看，题记5、7、8、9、13、14均为僧人留题，其余皆为“住人”也就是来自山西的普通信众所留题。

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碑与山西僧人守朗

从上文对莫高窟元代游人题记的统计和辑录看，来自今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和信众对莫高窟的巡礼频次相对较高，这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在研究《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及《重修皇庆寺记》碑等敦煌元代碑刻时，我们发现今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和信众还参与到敦煌的重大佛事和政治活动中，这显示了元代敦煌与山西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关系。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图1）勒立于至正八年（1348），为西宁王速来蛮出镇敦煌时作为功德主带领其家族成员、总管府官员所刻。碑石上方刻写“莫高窟”三个汉字，中央阴刻四壁观音坐像，像旁刻有“起初”二字。观音像上方刻有梵文、藏文，左侧刻汉文、西夏文，右侧刻回鹘文、八思巴文，均为六字真言，即汉字的“唵嘛呢叭咪吽”。汉文六字真言外侧为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妃子屈术，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等人姓名；回鹘文六字真言外侧为勒碑纪年，以及僧人守朗等人姓名。观音像下方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威罗沙等59人题名。碑文后题有立碑时间和立碑者：

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9］110。

那么守朗是何人？在《重修皇庆寺记》碑（图2）中出现了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重修皇庆寺记》碑文记载：

云时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八月上日／刘奇谨志。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梅。／沙州司吏吕文德、张思敏、法师、孙东巴……［9］112-113

由此可见，这位名叫守朗的僧人来自晋宁路绛州的白台寺。据《元史·地理志》，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为元代晋宁路下属的九个州之一，其下还领有七县：正平、太平、曲沃、翼城、稷山、绛县、垣曲，均属下县。从守朗两次参与元代敦煌重大佛事活动并担任立碑人和僧界领袖可知，他获得了出镇敦煌的西宁王速来蛮以及沙州路总管府、敦煌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西宁王速来蛮出镇沙州长达21年之久（1330～1351），留下了较多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这些文献文物表明，西宁王速来蛮不仅“崇尚释教”“口碑载道”，而且多次作为功德主参与沙州佛事活动，“为觉悟菩提而起心”［10］1-23，对沙州的佛教发展特别是莫高窟的修缮做出了贡献。西宁王速来蛮作为功德主带领家族成员及总管府官员参与勒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祈求敦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他还发起重修皇庆寺。对于西宁王速来蛮崇佛的举动，以守朗为代表的佛教界感恩戴德。皇庆寺修迄时，速来蛮也不幸辞世。守朗合掌涕泣，并请刘奇记述西宁王速来蛮功德，勒石纪念。

图1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碑

图2 《重修皇庆寺记》碑（图片采自敦煌研究院网站http：／／）

《重修皇庆寺记》碑碑阴记载了沙州路施主约79名，肃州路施主约15人，皆为当地的官员、僧人和普通信众。其后还记载：

晋宁路施主：殷君详、米克谅、安和甫、费教士、李观音奴、徐子周、苏贵、李文殊奴、矾通甫、邓爷爷、梁受卿、侯国瑞、阎仲方、魏孔益、邓长受、乔小广、卫清甫、王和甫、孙敬甫、解直甫、祁文焕、何行简、王小孝谦、赵克忠、李侍中、侯德卿、杨五。［9］114

以上记载的晋宁路施主多达27人，仅次于沙州本地施主人数，远多于肃州施主人数。此外，今山西太原北部阳曲县有三座墓塔，日本学者松田孝一先生在西塔上面发现了“至正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敬奉喃答失大王令旨管领东三州打捕鹰房都禁山官拜延帖木儿墓铭”的记载，表明拜延帖木儿曾由喃答失大王任命［11］。另据《元史·地理志》记载阳曲县为冀宁路属县。阳曲县西塔上的“喃答失”为豳王出伯之孙，曾出镇肃州、瓜州、沙州一带。由此可知，元代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信众与敦煌的佛教交流，很可能与上述政治联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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