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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及其影响(4)

来源:山西化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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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谙达大举犯大同, 总督苏佑督总兵李涞及诸将御之, 永安堡宣大总兵刘大章吴瑛壁近地不肯前, 寇遂得利去。 沈王世公总督宣大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谙达大举犯大同, 总督苏佑督总兵李涞及诸将御之, 永安堡宣大总兵刘大章吴瑛壁近地不肯前, 寇遂得利去。 沈王世公总督宣大山西, 安兔南骚蔚广复壁。 白马关公曰:“会须一大创此而后安寝。”檄各路出塞前后, 擒斩五百余级, 夺获马牛羊无算, 安兔惧, 叩关悔罪而白, 登瓯脱, 烽销燧息。[23]710

这次谙达侵扰山西宣大边境, 最终被击溃的事件, 被民间哄传为“得益于关公显灵”。 关羽生前曾是一名武将, 而山西北部, 尤其是晋北边境常受谙达蒙古人的袭击, 当地的关羽信仰还能起到安抚民心, 并协助当地父母官治理一方水土的特殊作用。 因此, 地方官员出于民政管理的需要, 在所管辖区域对关羽信仰予以提倡, 积极组织修建关帝庙, 并亲自祭祀。 明代山西地方官员修建关帝庙主要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明代山西地方官员修建关帝庙主要情况表序号关庙名称修建年代修建人资料来源1长子县仁和坊关帝庙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知县张礼重修(光绪)《长子县志》第297页 2长治县新街关帝庙弘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明藩王西阳王(光绪)《长治县志》第517页 3解州城西门外南面条山北关圣庙正德五年(1510年)、 嘉靖间、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知州李文敏重修、 巡按王秀重修、 知州孔天叙重修、 知州解情重修乐楼, 知州樊问仁重修、 知州王维宁重建(民国)《解县志》第847页 4翼城县兴贤坊钟楼东武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万历十年(1582年)邑令鄢桂枝重修、 邑令周诗重修(民国)《翼城县志》第556页 5解州常平里下冯村关圣故里庙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隆庆二年(1568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知州事前御史徐祚重修、 知州陈秉正修、 知州吕文南重修、 知州魏养蒙重修、 监院王远宜重修(民国)《解县志》第870页 6榆社县关圣帝君庙万历九年(1581年)、 崇祯元年(1628年)知县孙家训重修、 知县王佩弦修葺(光绪)《榆社县志》第489页 7沁源县通仙街关帝庙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知县高山建(民国)《沁源县志》第678页 8万泉县关圣庙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官员姚公扩建(民国)《万全县志》第530页 9蒲县西关关帝庙明代知县席鸑、 毛一凤增修(乾隆)《蒲县志》第262页资料来源: 《中国地方志从书·华北地方·山西省》,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

(成化)《山西通志》中规定:“每岁以夏四月八日, 本州运盐使司官各致祭, 晋王遣祭, 居民远近莫不享赛。”[16]193他们不但参拜关帝庙, 还为庙宇题额撰记。 如明嘉靖时的大理寺卿、 山西朔州进士郑本公, 曾为关将军庙题碑记曰:“礼称有功烈而载祀典者曰法施于民, 以死勤王事, 以劳定国, 能御大灾捍大患, 是数者或举于本朝或建于本乡或立于功烈……所被之地及时移事, 改而遂废者固有之也矣。”[7]765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在当地将关羽信仰发扬光大, 可以显示地方对国家政策导向的拥护和支持, 更有利于地方秩序的稳定, 并有助于政府官员管理的便利。

2.3民间信众功利目的的促进

功利性是民间信仰的特性之一, 越向民间深入, 信仰的直接目的及功利性也就越明显。 “普通信众对神灵的信仰没有规范的教义、 仪式和布道场所, 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森严的约束力, 而是自发、 零散地与日常生活相关联。”[28]27普通百姓信奉关羽, 其最为主要的动机之一是祈求关羽能够“捍大灾御大患, 有功德于民意”, 保佑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安, 也就是所谓的“古称有功德于人, 能恤灾捍患者则祀之”[29]485。 正是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目的, 使得民间对关羽的崇奉和信仰更为普遍化和功利化。 在民间, 人们将关羽看作是自己的保护神加以崇拜, 尤其遇有战事国难, 关羽所起到的安定民心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明崇祯末年, 解州关帝庙谒者不绝, 有碑记载:

关帝灵爽, 虽万古如一日。 故炎汉社稷, 赖以匡扶; 大明山河, 藉以□护。 精忠贯乎日月, 大义参乎天地。 所以四海共荷, 默佑万方, 咸赖康宁。 如曩者流寇猖獗, 三晋悉为蹂躏。 唯蒲、 解二郡士民安堵, 城社宁谧, 皆有仗庇神圣之灵默默护佑□也。[8]68

由此看来, 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有效地衡量了一种信仰在当地所拥有的影响力。 而一旦被百姓“选中”, 该信仰也就得到了一种更广泛的推动力量。

2.4“敬神崇礼”地方风气的浸染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 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繁荣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有崇神、 敬神的传统习惯。 明代延续了重礼制、 敬神灵的惯例, 正如成化年间大学士商辂所言:“我太祖高皇帝继天立, 极事神。 治民雨, 尽其诚。 而于祀典祠庙, 具有著令。”[5]190在山西, 重礼敬神的观念更为浓厚, 也更加深入民间。 《明沈藩西阳王碑记》有言:“潞为古上党名郡, 唐曰昭义, 宋曰隆德, 民素尚义, 俗不浮华, 于敬神一事尤必尽礼。”[11]520地近关羽家乡的临晋地区, “百室之里三家之村无不有庙”[30]181。 在闻喜县, 又有“尚节俭, 喜祭赛, 勤耕织, 知向学”[31]79的风气。 在崇敬神灵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关羽信仰得风气之先, 受到了有多神信仰文化传统的民间力量的推崇。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6/1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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