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3)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出于对理论诘难的回应也好，面对集体化基层档案堪忧的现实境遇也罢，我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下大力气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时不待我，迫在眉睫。十多年来，我们栉风沐雨，不避寒暑，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坚持不懈的以集体的力量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说的大一点，堪称是一场“资料革命”！

历史是业已发生的唯一真实，它不是检验某种社会价值的工具，更不是铺陈某种历史叙事的注脚。面对集体化时代纷乱迷繁的历史叙述，我们需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历史研究的要义在于还原历史真实，档案资料尤其是一手文献则是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石。长久以来，在“革命-现代化”等种种叙事的束缚下，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雾里看花，山重水复，积极开展“资料革命”，对当代农村基层档案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和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摆脱论而不决的价值评判，在解除思想束缚，做到价值“解敝”（荀子、戴震语）后，方有可能实事求是，自由讨论，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洞察历史真相，走向历史现场，使集体化时代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根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我们已搜集到了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近300个村庄档案资料，目力所及，真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主要类别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生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份登记表、斗争会、批判会记录、匿名信、状告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据等等。除了村庄一级的档案资料外，还有供销社、粮站、医疗诊所、广播站、学校、百货公司、林场、水库、厂矿等单位的资料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在占有这批村庄档案的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注重学习和交流，组织召开各种相关的学术会议，邀请方家访问指导，商洽合作研究事宜，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展开研究，继2006年首次向学界推介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概貌后④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3-289页。，2011年又从海量文献中选取精华，以时间为序，事件为类，左图右史，图文并茂，整理编撰出资料类书籍《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力求呈现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出乎意外的是，该书的出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2012年，我们选取二十余村庄的档案资料为研究对象，申请到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拟分辑影印出版上百册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力争将中心最为完善和系统的村庄档案公之于众，嘉惠同仁。

新资料的发见往往意味着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出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纵深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提炼新观点、创建新理论的必要前提，因此对集体化时代进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才有了进一步的革新。

二、自下而上：书写完整的集体化历史

检讨多年来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党史模式。这一模式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这种宏观性的研究很少让我们看到基层民众在集体化时代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实践、鲜活的人物和动态的过程，普通民众的身影似乎淡出了历史。二是海外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如韩丁的《翻身》、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弗里曼等人的《乡村》等，由于观察立场和价值预设不同，这些著作中蕴含了不同的叙事取向，他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刻画有着极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他们的研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又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同情的理解”？这都需要进一步深思和商榷。三是国内学者的多学科解读，如张乐天从社会学视角写就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阎云翔在人类学视域下完成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孙立平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搜集与研究计划”系列成果等，他们试图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揭示集体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侧重的是国家向社会的渗透。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13/1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