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7)

先谈资料的搜集问题。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其可惜之处在于它的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如何开展切实有效的搜集和研究，就成为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对基层档案的搜集多是个体化行为，然而，个人力量毕竟有限，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涤荡，基层档案资料流失加剧。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也备感痛惜，同时也更加觉得进行资料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将“资料革命”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呢？根据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根本的还是充分地依靠集体和团队的力量，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也是那些研究个体从兴趣出发的搜集行为所无法相比的。在我们刚刚起步之初，我倡导中心师生从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村庄做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搜集资料，实践表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我们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一文中所介绍的三个具体采集单位中，有两处就是学生的家乡。事实上，此种“集体调查”做法在中西方史学实践中已有先例可循。如以“史学即史料学”一语闻名的傅斯年在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主张“集众式的研究”，以集体的力量搜寻新史料在当时成了一种口号，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觉，而非个人的嗜好。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同样将“集体调查”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

再者是资料的解读问题。原始基层档案是集体化研究的基础，那么在占有资料后，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解读呢？作为中国农村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和系统的资料留存，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个性鲜明而突出，可以说形成了完整的档案逻辑。那么，在大量档案语言的背后，它蕴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机制？基层民众的行动逻辑又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走向实践，通过“在地化”研究去了解档案背后所潜藏的普通民众的话语表达。于我们而言，最能感受“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给集体化时代研究带来滋养的莫过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这对我们进行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与社会，“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在我们的研究实践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①行龙：《自序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见《走向田野与社会》，第7-8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眼光。目前，随着集体化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和微观化，集体化时代研究在走向纵深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碎片化”的隐忧。就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虽以区域性研究为个案，但更多的只是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分解为区域性表述，微观趋向的研究成为大历史的注脚，作为方法论的区域性研究之价值无从凸显，遑论对大历史的反思与修正；二是随着集体化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普通民众的初级生活圈渐次进入研究视野，举凡婚姻、家庭、人口、医疗、教育等问题皆成为研究的着眼点，却也带来了碎而不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如何避免碎片化？对此，人类学对总体史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研究区域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②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这就是说，在进行研究时，既要“神游于内”，又要“超然其外”，心中始终要“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13/1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