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6)

具体而言，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对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进行研究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而不仅仅是从政权更易的事件出发，人为地割裂这个完整的时代；二是要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的实态；三是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质言之，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乃至个体声音的发掘，将历史研究的视线下移至广大民众和芸芸众生，真实再现地方社会在集体化时代中的多样化表现，通过深描普通民众的生活历史去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革命，从而整体地全面地完整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并非对以往的政治史架构一概否定，而是强调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只能展现历史的某些剖面，地方社会不是作为宏观历史叙述的舞台或背景而存在，而是在历史合力之作用下深度参与并影响着历史航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否则，很容易将丰富的历史图景简化为单纯的政治史，或者看不到国家权力意志在地方的真实存在，将当代史研究表面化、碎片化。

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走向田野与社会

毋庸讳言，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主题，波浪壮阔的集体化进程完全是在特定的区域社会里发生和展开的，而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其特色迥异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政治生态及社会结构。正是这些差异极大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宏观的集体化实践必然会在微观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观，也就是说，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更多面临的是“地方性”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集体化研究时必须走向“在地化”。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同情的了解”历史，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由于地理空间感的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使得我们今天在构建历史场景时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贴近那段历史，获得丰沛的时空感和现场感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摸索和体会，“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目前相对切实有效的选择和取向。这是我们多年来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感受，是搜集、整理和研究集体化农村基层档案过程中的一种体悟。

“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提出来的。他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①［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在我而言，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一方面是要较多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的方法，另一方面则要是走向实践，从实践出发展开切实有效的研究。研究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别，更没有高下之分。按照我的感受和理解，“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②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随着我们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也愈来愈感受到“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魅力，集体化研究的“在地化”取向，不仅能够让我们设身处地关照研究对象，还让我们在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中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身。

大体而言，“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带给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就资料的搜集而言，我们主张进行“集体式调查”；二是从资料的解读来说，人类学本身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要重视文献解读与田野工作的结合；三是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的眼光，重视多学科合作的理念，避免“碎片化”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这既是我们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所得，也是学科互渗的产物，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也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在我看来，“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实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③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从学理层面看，“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个包含资料搜集、解读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治史理念。对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而言，尤为如此。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13/1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