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4)

让我感到稍有遗憾的是，对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历史学本学科却基本沿袭传统框架，难有突破，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

从史料来说，以国家视野及精英话语为中心的资料运用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视野多有限制。目力所及，学界对集体化时代的历史阐释大致使用了以下四类材料：一是由中央权威机构出版和公布的上层史料，如重大决策、事件的回忆录，领导人物的年谱、书信录、文稿、文集、传记，政策文献选编等；二是地方部门收藏、整理和出版的地方性史料，如各地省、市、县的档案馆资料和地方志材料等；三是历史亲历者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等个人性史料；四是海外所藏相关史料。诚然，已有史料涉及当代史变革的诸多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些以国家视角为中心的档案资料只能使研究者的眼光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上层方针政策的探源，聚焦政宦显要、风云人物等社会精英的时代功过和命运浮沉，只能呈现出历史的某些侧面，无法对集体化时代进行全面的完整的历史书写。就史观而言，陈陈相因、渐成定式的革命史框架也是集体化时代研究难以繁盛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与20世纪中国革命齐步前进的，是革命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逐步确立，特别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革命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更是取得了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客观而论，革命史观之于中国历史学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将社会经济现象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揭示出在社会经济进程中将广大的不同领域连结在一起的环节，从而提供了一个构建通史的基础①［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然而，革命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宏观审视和长程解读在很大程度了规定了当代史书写的“春秋笔法”，易将原本丰富鲜活、有血有肉的当代史图景化约为“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的政治史。

总体来看，传统史学本位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视角，“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甚至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而“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我们了解和研究的仍然十分有限”②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调整研究立场，切实转换研究视角，迈向从基层社会出发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既是整体地全面地认识集体化时代的内在诉求，亦是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衡量史学进步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以梁启超先生评判史学进步与否的两个标准来看，我们在“资料之整理”与“观念之革新”两个方面做的都很不够。

平心而论，对于农村基层档案的认识，我们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搜寻明清资料的时候，对集体化基层村庄档案有些相见不相识，未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多。正是后来国内外学者对集体化时代的出色研究激发了我们的思路，而社会史“长时段”的视野则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基层村庄档案的重要学术价值。随着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渐次展开，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大量的基层档案资料可以在集体化时代研究中大有作为：一方面，它们来自基层社会，这些档案资料大都是基层民众革命实践的原始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集体化时代国家话语在基层社会的真实展现；另一方面，随着基层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必然带来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以此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意在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弥补“自上而下”政治史研究的不足，书写更为完整和全面的集体化历史。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13/1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