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5)

作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诉苦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聚讼纷纭。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为什么要诉苦，着重探讨诉苦过程中普通民众进行自主真实表达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国家对苦难的经营和再造是理解诉苦的基础，农民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阶级化诉苦进行了选择性适应和策略性应对，本质上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③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二是诉苦的旨趣何在，旨在分析诉苦的技术性或机制性意义，指出诉苦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技术④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或是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⑤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0页。；三是诉苦的效果如何，力图通过对土改期间诉苦运作过程的细致分析，探寻贯穿其间的思想教化和权力运作，分析诉苦之于土改乃至中国革命的影响⑥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毋庸讳言，诉苦是已然发生的唯一历史事实，通过爬梳和回顾，我们却看到了多重的历史叙述，此类讨论虽有助于推陈出新，但也形成了“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局面，从而很难产生有效的争鸣和对话。应该说，此种研究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与学者本身的旨趣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则是研究者的资料占有和运用所致。与当代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几近相同，诉苦研究也多是官方文献、运动亲历者或从实际调查中搜集而来的口述史资料，基层村庄档案尤其是一手原始诉苦档案的付诸阙如，使我们难以看到普通民众在当时当地真实历史情境下诉苦的本来面貌。

这里以中心所藏山西晋城泽州县贾泉村1946年的诉苦账为例，延伸而论。这一诉苦账是土改运动中用毛笔书写的普通的、又是难得一见的诉苦账，原始记录如下：

1.赵全喜去城领贷款100元，借了20元，还得等保人去担铁砖，担了四组只想三个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

2.关□□（“□”代表无法辨别）诉去担铁砖把腰骨伤了，十天治了三回。

3.焦福贵诉去领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

4.关法炉诉去担铁砖上次□8毛，只给老百姓□2毛一天。

5.关全炉诉跟白鹤鸣争村长花了麦20多旦，王凤岐麦子□也没给，还有明水200元。

6.关木生诉去领贷款100元没给，又去高平担谷打了我一顿。

7.关锁维诉去支民夫打了一顿没出气来。

8.关太河诉去支民夫谷没种上，在高平扣了半月。

9.关□生诉去支民夫周村□刘英把一双鞋脱了。

10.瞎德新诉去担铁砖没办法把几件衣服给了□□□。

11.关裕福诉去城领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

12.白全旦诉去城领款50元，大田花了。

13.关更玉诉去支差车把驴支死了，把我的儿子栓住□一斗卖。

14.关双河说买了几亩不好的地□□□。

15.申铁柱领了队伍把鞋拿走又卖被□□□。

16.白全旦诉洋100元。

17.关更生诉□□民夫把我打了一顿。

18.瞎法诉登麻板一付。

19.关木生诉谷三斗外加被子一条。

20.关栓旦诉领贷款交过红契一直没给。

21.关更生诉一斗大卖一斗小麦没给。

22.杨军根诉□□□兵拿走被子三条米一斗。

23.□海奎诉领了□□给了米一斗。

24.杨□和诉拿了洋100元说顶麦□斗后来100元只能折□□。

25.侯领安诉领□□扣了一夜。

尽管土改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贾泉村也沧海化桑田，但原汁原味的一手诉苦档案还是有幸得以留存下来，尤其是与今日常见易得的或官方或口述的资料而言，贾泉村原始诉苦记录愈发珍贵。透过这段简短的摘录，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信息：（1）这份诉苦账的抬头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正月十八”，也即1946年2月19日，其时正是减租减息运动之际，尚未拉开以《五四指示》为标志的土改大幕，这就表明诉苦并非土改时期的特有环节，而是早在减租减息时期，诉苦业已在包括贾泉村在内的村庄铺成开来；（2）贾泉村民众回应诉苦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官方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和运作，也有他们从自身日常生活逻辑着眼，借以伸张自身物质利益或情感诉求的自下而上的参与，那些今天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正是所诉之“苦”；（3）从这则记录中，我们看到减租减息期间的“诉苦”似乎风平浪静，这与我们后来从田野中了解的土改时激烈的“诉苦”有很大不同，这也从侧面表明不同运动期间民众的所诉之“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能存在从“民瘼之苦”向“阶级之苦”的转变。事实上，作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诉苦运动完全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中上演的，正是生活于其间的普通民众给这场运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极大地影响了运动的进程，因此如果我们脱离开农村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农民自身的行动逻辑去理解诉苦，那么注定是无法深入下去的。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应当成为我们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13/1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