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2)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获得了科学规定，对如何“中国化”有了系统的思考和表述，而西方哲学中国化并未发展到这种程度，尽管西方哲学中国化起步更早。

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科学规定了“化”的内涵，并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系统思考和理论表述。他“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观念，赋予它们以新的内涵，例如“实事求是”“矛盾”“有的放矢”等，使传统思想资源获得了新生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性贡献具有根本的、普遍的意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作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了卓越的贡献，比较突出的是冯契先生“智慧三说”里提出的“化识成智”。

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在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化”的含义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化”的含义更丰富了，增添了许多新内涵。

一是“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提法。所谓“具体化”，就是“应用”到具体情况，“结合”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照搬照抄。

二是“转化”，创造中国形态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三是贯彻、贯通，每一种具体情况、每一种表现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食洋不化、泥古不化都有片面性，既消化不了历史、理论，也消化不了现实生活的问题，结果自然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贫困。“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5〕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时代的普遍问题，这种普遍性决定了“化”一定是全面转化、融合贯通，贯彻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具体进程和全部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意义整体，不能割裂，不能说这个地方是马克思主义而那个地方不是，或者这个时期是而那个时期不是，这样就称不上“化”了。彻底通透的“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化”中国，也是中国的特点、实践和经验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双向互化——自化而化他。

冯契先生深入地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他的《智慧说三篇》代表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创造性贡献。他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两个命题。“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和人的自由发展内在地相联系着，这就是智慧。智慧使人获得自由，它体现在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6〕“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从对象说，是自我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7〕“化理论为德性”则是“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8〕这与毛泽东对“化”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化”主要是“转化”与“贯彻”。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益经验主要包括：一是要从中国实际和革命建设实践出发，从本土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本本”出发；二是要“消化”、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三是或通过旧词新解，或发明创制概念，建构既具民族形式又具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体系，既保留传统哲学的合理元素，也促成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尽管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理论地位相提并论，但在都要不断“中国化”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也是从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背景，也有需要共同面对的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以及如何“化”的问题。因此，对西方哲学中国化来说，可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吸取如何“化”的经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融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可以从西方哲学中国化中吸收养分以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也可以实现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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