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1)

后一说法首先明确了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并已出现“一家文化”和“他家文化”的区分。且这差别是以哲学为根的，即中国、西洋和印度各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但从章太炎起，“许多人因为不留心的结果”，没认识到三者有“根本的不同”，而“常常误会牵混在一处来讲”。这“实在是大大的错误”。那些人“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人类文化总应该差不多”，实则中、西、印三家“各自为一新奇的、颖异的东西，初不能相比。三方各走一路，殆不相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41页。

如果三方的“生活样法”独立得这样彻底，不啻说人类不止“一家文化”，其文化路线也不止一条，显然与前面“人类全体的文化是一个整东西”之说冲突。进一步的问题是，那些各自独立的意欲，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文化那“根本的方向”呢？

在这方面，梁漱溟可谓“山人自有妙计”。前引他关于辨识一家文化只要从其“特异彩色推求他的原出发点”，就是他思路的关键。文化的特异“彩色”或“色彩”，也就是一文化“特别的精神”，是梁漱溟特别强调也常用的关键词(他有时也简化为“异彩”)。*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47-348、353-354、458页。

从文化特色见其整体是梁漱溟特别看重甚或自以为高明的，却被胡适等人抓住进行抨击，成为他和别人见解分歧的一个关键所在。在当年的辩论中，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批评虽晚出，却是众多批评中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也就是梁漱溟和批评者之间唯一的正式言论交锋，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参见艾恺(Guy S. Alitto)：《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131页；罗志田：《文明与文化：五四后梁漱溟与胡适的一次争论》，《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二、文化的特色与整体

前已引述，梁漱溟的基本主张是：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化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要了解一家文化的根本方向，就要从其特异色彩推求他的原出发点。所以，“要知道某家文化是如何的，就是要知道他那异于别家的地方”。且“某家的异点，他自己或不觉，对面人却很容易觉得”。故东方人看西方东西，那异点便刺目而来；西方人看东方亦然。只要认出它的特异处，就知道是某家文化。*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82、527页。

这一主张不无所见，却被胡适作为梁漱溟“不讲历史”、坚持“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的范例。在胡适看来，人类的生理构造大致相同，“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据此，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政治组织、社会关系，乃至言语行为，甚至“文学与美术的可能方式，也不能不受限制：有韵与无韵，表现与象征，人声与乐器，色彩是有限的，乐音是有限的”。故“调和持中”“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虽被梁漱溟安放在中国文化之上，却“是世界各种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国或一民族”，不能说是“哪一国文化的特性”。*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1、245页。

对胡适提出的“有限的可能说”，梁漱溟非常不喜欢。他的答辩已有些情绪化：“呜呼，胡先生休矣！先生而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一种风气’、‘一种色彩’、‘一种精神’、‘一种趋向’，而有为此言者皆属糊涂；则是天下人皆昏而公独智，亦谁能与先生争？”所谓一种“风气”或“色彩”等，是“指某民族或某社会为某种风气”，并不排除有见于他方的例外，但虽有例外，“犹不失为此民族此社会之风气者，大体上看去，对照看去，有其确然不可易者”。若胡适“根本不承认中国民族就大体上看去有他的风气，和西洋对照看去有他的色彩，则我亦何敢与先生争”？*本段与下段，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陈政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7-748页。

梁漱溟进而说，“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自得’也”。胡适说梁漱溟“不睁眼”，难道他自己的老师杜威也“不睁眼”？其实先已有人提出类似批评(详后)，梁漱溟并未置答。但胡适的批评使他不能不理睬，而且确实有些动气。把杜威抬出来压胡适，多少带有示弱的隐意，暗示自己与胡适独战已有些困难。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1/1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