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2)

应当说，一家文化的特点确如梁漱溟所说，“自己或不觉，对面人却很容易觉得”。庄子早就说过“非彼无我”*语出《庄子·齐物论》，按《庄子》此处之“彼”有多解，这里仅借其字面义而用之。，没有对照，不太容易看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就不很清楚我之所以为我的一些特点。故非我或异己(the other)对认识自我确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但也仅此而已。自我本身的存在，不一定非有对照不可，正如猫的存在不必以狗为参照。胡适当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就大体上看去有他的风气，和西洋对照看去有他的色彩”，唯梁漱溟所谓各家文化那看似独立的“根本方向”，其实也是“有限的”根本方向。因为他自己说过：

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从见？所以部分的相似是不算数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49页。

思想如此，文化何能例外？部分的相似不算数，部分(而非整体)的“异点”岂能算数？且若按梁漱溟所说，不同文化中人因各自独立的生活意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样法，则胡适从人类的生理构造论证生活的样法也当大同小异，固然有些恃“科学”而“强词夺理”，似也顺理成章。若各自独立的生活意欲只是小异，就只能是“有限的可能”；若据此而界定“某家文化”，岂不是弃大同而尊小异？

常乃惪就干脆否认一点色彩可以作为一家文明的代表，他强调世界文明是以“世界”为发源地，“因为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影响于文明的也各自另加一点色彩”。但这种小区域的“自有面目”，并不能据以区分文明。由于“环境之不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许各具特色，但这不同之点不过是细微的地方”，也“只是方法的精粗、材料的多寡，没有根本精神的歧异”。研究文化问题，要具体分析，区别根本与枝叶，特别要区分“何者是人类共同的要素，何者是一地方一民族私有的性质”，而不能“以概括笼统之辞判定一切”。*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国民》第2卷第3号，1920年10月，第7页(文页)；常燕生：《东西文明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90期，1926年8月28日，第16-18页；《东西文明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续)》，《现代评论》第4卷第91期，1926年9月4日，第17-19页。

有意思的是，上面这句“以概括笼统之辞判定一切”是常乃惪驳胡适的话，而胡适又曾特别指责梁漱溟“笼统”。*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胡适全集》第2册，第239-246页。常乃惪之大致思路和言说与胡适驳梁漱溟的几乎相同(即从人类求生存的共同欲望立论)，但他认为自己是在驳胡适，也确实以此来反对胡适，特别能提示这个问题的细致与微妙(详另文)。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思路里确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对文化之特色与整体的关联，辨析得不够清楚。各家文化的“色彩”(或“彩色”)与其“根本或源泉”的关系，及其与世界整体文化的关系，还需要更明晰的梳理——

“色彩”不是整体，却又能表现甚或代表整体，而那被表现或代表的整体又是更大的整体(世界文化)之一部分，这已足够让人困扰了。然而问题在于，“色彩”究竟能不能代表整体？即使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体？梁漱溟被不少人指责的另一问题，即他常以部分代表整体，甚至以认识未必准确的部分来表述整体。

三、文化的部分可否表述整体？

李石岑以为，梁漱溟在从哲学去观察文化的“大错处”里面，“又包孕着一个不小的错处，就是他所举的哲学，或是仅举一家，或是仅举一宗”。具体言，

梁君的三条路向说，不是照中国、印度和西洋现在的情形立言，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本段与下段，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第2、4、11页(文页)。

例如梁漱溟以佛法之“宗教的态度”代表“印度的态度”，便有两重错误，因为“佛法的态度，不能代表‘印度的态度’的全部。佛法的态度，更完全非‘宗教的态度’”。张东荪也说：

无论中国文化与孔子思想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总是两个东西；印度文化无论与佛家思想有何等关系，然而终不能并为一谈。至于西洋则更复杂了。像梁君这样把文化还元到一个哲学学说，我总觉得这种态度未免太过了。*本段与下段，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9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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