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7)

这是张佛泉的睿见。盖若机械地看待文化的整体性，则“学了其中任何一样，便立刻可以得到整个文化”；亦即“学了打扑克，其他任何西洋东西都‘自动地’就学到”手了。故若“采取旁人的文化必须是‘批发’的，而不是‘零售’的，是取其一端就必须取其整体的，是牵一发则动全身的”，则接受一种异文化，反倒“变成了极简单的一件事了”。实则“一个民族之接受另外的文化”，总是“零碎的”。也就是说，“接受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必需采取‘all or none’的方式的”。*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1935年4月1日，第4页。

然而“all or none”恰是民初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认为中国为要生存和发展便不能不西化的鲁迅，就曾引用易卜生所说的“all or nothing”(他自己的翻译是“全部，或全无”)来表述中国与西方的整体对立。*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1919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337页。他自己的译文见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页。 但坐而言或可斩钉截铁地说出豪言壮语，起而行就不能不考虑操作性了。张佛泉能体出上述深具识见的看法，正在于调整了认知的角度。一旦着眼于行动，便立刻揭示出理论趋于绝对时，可以多么偏颇。

从实践的视角看，文化不可分论的确暗示了学到一点便及其余这一看上去可笑的方向。反过来，真想要一下子全盘“接收”一种异文化，也不可能在操作层面推行。故在学理上，文化是否可分不妨持续讨论；在实践中，要想采纳异文化就不能不分而汲取之。视角转换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张佛泉也并不想因说理而阻碍了西化，毕竟他在大方向上是倾向于陈序经的。所以他主张可以把文化分成“单位”，在“采纳另一文化时须以单位为本”。采取一文化的某一单位并不意味着必需采取“其他任何单位”，但在单位的范围里则“不容妥协”，必须“全盘采取它，而不容只采取它的一部分、一阶段”。他把这叫做“从根上或说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因为中国人“若不彻底从根本上改造”，就“永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简言之：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而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西式的头脑(western type of mind)，由一个《论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第5-7页。

这样的西化其实已经相当彻底，但陈序经还觉得不够。可知不仅前引罗荣渠师指出的“各种折衷派观点”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有时明显倾向西化，也不能允许有丝毫犹豫和保留。本来通过中西文化的会接而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是众多争论者的共同战略目标。他们的歧异，可以说仅在怎样学西方的战役层面。然而，为什么不可以大家各自做去，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为什么本可殊途同归的相互竞争，却演成学理上你死我活的拼杀？

一个首要的原因，即那时探讨世界文化的整体与个别，直接影响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世界文化是一个整体，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是程度的；如果世界文化是众多个别文化的合体，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可能是性质的。前者意味着中西之差略同于古今之别，中国的发展不及西方，但还有追赶的希望；后者以为中西本来就各走各的路，既无所谓追赶，似乎也不可能结合(除非是征服或皈依)。* 说详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3期。

或可以说，各立一说而互不相让局面的出现，正因问题太重要，故很难妥协。同时也因为西强中弱的国际格局并未改善，而卧榻之侧更有强邻虎视眈眈，危机四伏的局面使人感觉不允许进行缓步徐行的言说竞争。不过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焦虑和紧迫感往往出于文化忧患意识，有时甚至基于想象的认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防患于未然的意味。* 如甲午前湖南几乎没有传教士定居，而湖南人却以反洋教活动著称，等于是还没怎么看见传教士就在反洋教了，显然更多是以基于传闻的想象(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真到实际的国难(如九一八)发生后，才发现其实早先的环境原较宽松，还有“强说愁”的余地。

此前正是强烈的忧惧，使梁漱溟警觉到中国这样的个体文化不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一面向未来的主张。尽管这只是中国文化翻身的过渡阶段，后面还有让世界中国化的转圜，在下意识层面多少也带有前述留面子和给出路的自我“协商”意味，并且也确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他人的各种批评后，尤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使梁漱溟后来对自己的见解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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