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8)

六、殊途同归：梁漱溟的观念调整

时局的变化对梁漱溟有直接的影响，北伐后他基本放弃了此前文化翻身思路中必经的全盘西化阶段，开始提出中国需要“往东走”的反面主张；九一八之后，他更有一系列关于老根新芽的论说。* 这个问题我会另文专论，一些简短的初步看法，参见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但梁漱溟对文化究竟是否可分的思考仍在延续，后来又有进一步的论述。

因应着五四后思想界的数次讨论，梁漱溟在抗战结束后主张，“文化不是一个空名词，它一面包括政治、经济乃至一切而说，一面又指贯乎此全部文化的骨干或根本意义而说”。一切文化，都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人的好恶取舍，抑扬轻重，及一切价值判断流露在人生目的方面的；再一种则是顺此目的而来之手段、方法、技术等等。前者为主，后者为从”。* 本段与下段，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6-688页。

似此以主从定位文化，稍近晚清人说的体与用或民初人说的精神与物质。但梁漱溟强调，不能以区分而言弃取。晚清变法维新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在“主要者不改动，而从属部分可以取之西洋”。实则“主从很难分，且事实上亦不许可这样作”。分而弃取的结果，“中国固有文化里面最主要的所在，亦随其余部分而一同动摇崩溃”。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文化不可分论，而且这文化是梁漱溟所谓民族文化。他进而说，由于“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的，非机械的”，故“各处文化便各有其个性”。所谓“文化差异，并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却是在文化个性上”。所以，不仅要充分承认“各处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且不能“持大同小异之说”，以为小异不足重视。因为文化就像“有机组织，其间一点不同，便全盘两样”；尤其“在动的趋势上”，还可能出现“毫厘千里”的局面。且不同文化的“个性之强度”又不等，“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晚清人不明白“问题就在小异上”，遂导致文化的全盘崩溃。*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45页。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个体民族文化整体性的强调，越来越明确。不过他的思想向来没有那么简单。受人类学界新观念的启发，从前瞻的眼光看人类文化，梁漱溟正式提出“应该把旧演进论之同途同归观念修改为殊途同归”。也就是既否定人类历史上“不可免的定律”，又承认有“某种发展的原则或趋势”；虽“取概略形式，而容许特殊的变态”。在此辩证看法的基础上，他有一个更广泛的“判断”，即:

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体生理心理与身外环境间)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各走各路。其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在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6-47页。

继续发挥他转换于观空与观时*“以观空者而观时”是陈寅恪的话，见于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之间的特色，梁漱溟多少回到了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东西、而各家民族的文化在其中占一个位置的原初说法，不过更加细密，表述也委婉一些，并针对他人的质疑做出了较大的修正。* 如关于文化形成是非机械的，或许就参考了上引张佛泉之说。 上段话最后一句明确了在整个的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可能就借鉴了常乃惪关于世界文明中各民族有其独特的色彩并不影响其整体共性的说法，更是直接因应胡适关于文化世界化背景下个体文化有无“存在余地”的疑问。

梁漱溟一面明言不能“持大同小异之说”，又说整个的世界文化内各自仍有不同的“情调风格”，更主张“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略去各地各时那些小情节不谈”，实际表现出对大同小异的认可。他在论证“小异”的重要时，所驳斥的举例即“生物界中，植物动物亦只是大同小异而已；从生理解剖来看，猫狗和人更是大同小异”。*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5-46页。 只要留意“大同小异”正是前引胡适评论中所强调的，生理结构说也是胡适所提出的，就可看出梁漱溟不仅先前选择只回应胡适的见解，二十多年后仍在针对胡适所言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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