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5)

进而言之，这又与文化是否可分的根本思虑相关。一家文化是否自成体系，自成体系的文化可否拆分，并与他家文化会接，会接后是否仍可维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这是从晚清到民初始终受到读书人关注的一个要点。而其背后隐伏的具体问题，仍是中国怎样在西强中弱的基本格局下，既不失自我的文化尊严，又能学习西方而改善自己在世界的地位。

这个问题在学理上涉及根本，在现实中又绝对是当务之急。相关的讨论和争论，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各种观念的碰撞络绎不绝，又在碰撞中“协商”，却也始终未能达成众皆认可的共识。不少看似可以殊途同归的见解，持论人却彼此都感觉不能妥协，甚至分毫都不能退让。如后来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言人陈序经，就严厉抨击了全盘西化主张的始作俑者梁漱溟。*陈序经：《东西文化观》(1936年)，收入邱志华编：《陈序经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183页。

且陈序经不是一般的“认真”，如张佛泉所说，“凡他认为稍与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马马虎虎收为同志”。张佛泉自己和胡适都曾“明白表示非常赞助他的主张”，但陈序经以为不够，还是要与他们商榷。*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67页。其实张佛泉本人也一样，尽管他对全盘西化“明白表示非常赞助”，仍不能完全同意，而提出“从根上西化”的别样主张(详后)。*不仅陈序经如此，其他争论者有意无意间也常表现出某种必须一尊而且排他的倾向。一尊或是受了传统的影响，排他则也许受了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影响，待考。

不过，有时视角的转换，也可以为解决困惑带来启发。坐而言时不妨极端一些，起而行就很不一样了。我在别处已提出，五四后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探讨，既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纠结缠绕，更与国家民族的未来密切关联。*参见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中国不能不有所改变，改则必须借鉴西方，这是多数“保守”者也认可的。故中西文化如何会接，不仅是个学理问题，也早已进入实践层面。

五、实践视角的启示：异文化只能分而汲取

从操作层面言，文化再有系统性，“在一个社会起始接受另一个文化的时候，总是一样一样或几样几样地接收，而决不会spontaneously与simultaneously整个都机械地接收过来”，故不宜把文化的“有机性看得太机械化”。*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69页。

这是张佛泉的睿见。盖若机械地看待文化的整体性，则“学了其中任何一样，便立刻可以得到整个文化”；亦即“学了打扑克，其他任何西洋东西都‘自动地’就学到”手了。故若“采取旁人的文化必须是‘批发’的，而不是‘零售’的，是取其一端就必须取其整体的，是牵一发则动全身的”，则接受一种异文化，反倒“变成了极简单的一件事了”。实则“一个民族之接受另外的文化”，总是“零碎的”。也就是说，“接受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必需采取‘all or none’的方式的”。*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1935年4月1日，第4页。

然而“all or none”恰是民初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认为中国为要生存和发展便不能不西化的鲁迅，就曾引用易卜生所说的“all or nothing”(他自己的翻译是“全部，或全无”)来表述中国与西方的整体对立。*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1919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337页。他自己的译文见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页。但坐而言或可斩钉截铁地说出豪言壮语，起而行就不能不考虑操作性了。张佛泉能体出上述深具识见的看法，正在于调整了认知的角度。一旦着眼于行动，便立刻揭示出理论趋于绝对时，可以多么偏颇。

从实践的视角看，文化不可分论的确暗示了学到一点便及其余这一看上去可笑的方向。反过来，真想要一下子全盘“接收”一种异文化，也不可能在操作层面推行。故在学理上，文化是否可分不妨持续讨论；在实践中，要想采纳异文化就不能不分而汲取之。视角转换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张佛泉也并不想因说理而阻碍了西化，毕竟他在大方向上是倾向于陈序经的。所以他主张可以把文化分成“单位”，在“采纳另一文化时须以单位为本”。采取一文化的某一单位并不意味着必需采取“其他任何单位”，但在单位的范围里则“不容妥协”，必须“全盘采取它，而不容只采取它的一部分、一阶段”。他把这叫做“从根上或说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因为中国人“若不彻底从根本上改造”，就“永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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