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3)

所谓“一个哲学学说”，是指一文化之内的一学说。与李石岑一样，张东荪一举否定了梁漱溟的三条路向，进而指出，第一“决不可把一个民族认为一个自觉的单体”。即使“取哲学的见地，以为民族即是大我”；也“须知小我本不是整个的，而何况大我呢”？第二“不能说某一民族是根于哲学的见地而走某一条路，而只能说某种哲学比较上吸收某种民族的根性最大，则其学说可认为代表的思想”。实际上，“无论那一民族，其中的哲学学说都不止一个，并且是很复杂的，但是其民族中的各种哲学虽互相反对，而都带有这个民族的特性”。进而言之，“思想的交通”使“印度哲学却不一定在印度”，所以在一个民族中，还“可以有一种哲学思想竟和他族中的一种哲学相同”。

既然一个民族不能视为“一个自觉的单体”，以民族为单位的文化亦然。且民族这“大我”是由众多“小我”组成的，两者都不是“整个的”。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见解，尤其“自觉”与否，有深邃的隐意在。不过张东荪对此未加引申，而更多侧重于他所说的第二点，即作为代表性思想的某种学说与民族根性或民族特性的关系。

其实张东荪稍早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见解，即“凡一学说起于一民族，必其民族适有与此相反之性，倡此学说者特标其义以矫正之”。如“印度人之世间思想最浓，故出世间思想之佛教适发生于其地”。而儒教所倡忠恕、仁义等学理，也是有针对性地矫正中国人“根性上之不德”。*东荪：《民德立国论(中)》，《时事新报》1918年2月28日，第1张2版。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学问上的特色不仅不代表整体，反表明其民族性与此相反。若由此立论，不但可以彻底否定梁漱溟关于特色反映整体的主张，他自己关于一种学说可认为代表一民族思想的见解也不成立。

不知张东荪此后是否改变了观念，他在与梁漱溟的辩论中并未发挥上述见解，而是从反面指出，一家文化可以有特色，但特色不能代表整体，且民族的特性“不是不能变的”，尤其“不必因民族有特别本能而就以为不能采用他族的文明”。他虽“深信孔子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国的思想之大部分”，仍“不能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的哲学”。就是讲中国哲学，也不能只举一个孔子，究竟老、庄、申、韩等“算不算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且梁漱溟“对于印度哲学，只举一个佛教”，但“佛教以外的思想究竟如何呢”？其实“佛教自佛教，佛学自佛学”；梁漱溟“所说只是佛学，似乎不必把印度文化混在一起”。张东荪谦称对中国和印度哲学因根基太浅不能详论，若论他比较熟悉的西洋哲学，那更是“万花齐放、异说纷呈”，全不能像梁漱溟那样一举概括。*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9日，第1-2版。

汤用彤也指出，“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而“时学浅隘”的一个表现，即言“印度文化，以佛法有‘条理可寻’，则据以立说；婆罗门六宗则因价值不高，屏之不论”。若论及“现在时髦之西方文化”，更“仅取一偏，失其大体。不知欧美实状者，读今日报章，必以为莎士比亚已成绝响，而易卜生为雅俗所共赏；必以为柏拉图已成陈言，而柏格森则代表西化之转机，蒸蒸日上”。*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中华新报》1922年10月29日，第1张2版。

汤先生对“时学浅隘”的观感是相对普遍的，他虽未点名，然可以看出后者兼带抨击了从胡适到梁启超、张君劢等许多人，前者明显更多指向梁漱溟(汤和梁是中学同学，故行文含蓄)。可知梁漱溟以特色概括整体的取向，导致他论各家文化都不免带有以偏概全的特点，已为多人所注意到。这部分因为他的表述往往比较绝对，说优点就好得不得了，说缺点就坏得不得了，实际等于把他说的“色彩”变成了全体。

即使接受梁漱溟关于特异“色彩”可以代表整体文化的看法，由于各家文化都具有独立的“根本方向”，它们和世界文化又都各为“整体”，那些被特异“色彩”代表的“一家文化”，怎样和同样为异彩所代表的“他家文化”统一在更广大的人类全体文化之下，仍是悬而未决的。

四、特色文化的共存与转化

在这方面，梁漱溟也自有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人类生活大约不出三条路向，即西洋人代表的“向前面要求”、中国人代表的“变换、调和、持中”和印度人代表的“转身向后去要求”三派。历史上三种路向为西洋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分别走过了，他据此推测，未来世界文化将成三期，即全人类都先西洋化，然后中国化复兴，最后印度化复兴。目前中国人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而“根本改过”，同时“排斥印度的态度”，然后“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80-383、525-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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