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3)

对胡适提出的“有限的可能说”，梁漱溟非常不喜欢。他的答辩已有些情绪化：“呜呼，胡先生休矣！先生而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一种风气’、‘一种色彩’、‘一种精神’、‘一种趋向’，而有为此言者皆属糊涂；则是天下人皆昏而公独智，亦谁能与先生争？”所谓一种“风气”或“色彩”等，是“指某民族或某社会为某种风气”，并不排除有见于他方的例外，但虽有例外，“犹不失为此民族此社会之风气者，大体上看去，对照看去，有其确然不可易者”。若胡适“根本不承认中国民族就大体上看去有他的风气，和西洋对照看去有他的色彩，则我亦何敢与先生争”？* 本段与下段，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陈政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7-748页。

梁漱溟进而说，“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自得’也”。胡适说梁漱溟“不睁眼”，难道他自己的老师杜威也“不睁眼”？其实先已有人提出类似批评(详后)，梁漱溟并未置答。但胡适的批评使他不能不理睬，而且确实有些动气。把杜威抬出来压胡适，多少带有示弱的隐意，暗示自己与胡适独战已有些困难。

应当说，一家文化的特点确如梁漱溟所说，“自己或不觉，对面人却很容易觉得”。庄子早就说过“非彼无我”* 语出《庄子·齐物论》，按《庄子》此处之“彼”有多解，这里仅借其字面义而用之。，没有对照，不太容易看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就不很清楚我之所以为我的一些特点。故非我或异己(the other)对认识自我确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但也仅此而已。自我本身的存在，不一定非有对照不可，正如猫的存在不必以狗为参照。胡适当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就大体上看去有他的风气，和西洋对照看去有他的色彩”，唯梁漱溟所谓各家文化那看似独立的“根本方向”，其实也是“有限的”根本方向。因为他自己说过：

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从见？所以部分的相似是不算数的。*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49页。

思想如此，文化何能例外？部分的相似不算数，部分(而非整体)的“异点”岂能算数？且若按梁漱溟所说，不同文化中人因各自独立的生活意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样法，则胡适从人类的生理构造论证生活的样法也当大同小异，固然有些恃“科学”而“强词夺理”，似也顺理成章。若各自独立的生活意欲只是小异，就只能是“有限的可能”；若据此而界定“某家文化”，岂不是弃大同而尊小异？

常乃惪就干脆否认一点色彩可以作为一家文明的代表，他强调世界文明是以“世界”为发源地，“因为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影响于文明的也各自另加一点色彩”。但这种小区域的“自有面目”，并不能据以区分文明。由于“环境之不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许各具特色，但这不同之点不过是细微的地方”，也“只是方法的精粗、材料的多寡，没有根本精神的歧异”。研究文化问题，要具体分析，区别根本与枝叶，特别要区分“何者是人类共同的要素，何者是一地方一民族私有的性质”，而不能“以概括笼统之辞判定一切”。* 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国民》第2卷第3号，1920年10月，第7页(文页)；常燕生：《东西文明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90期，1926年8月28日，第16-18页；《东西文明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续)》，《现代评论》第4卷第91期，1926年9月4日，第17-19页。

有意思的是，上面这句“以概括笼统之辞判定一切”是常乃惪驳胡适的话，而胡适又曾特别指责梁漱溟“笼统”。* 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胡适全集》第2册，第239-246页。 常乃惪之大致思路和言说与胡适驳梁漱溟的几乎相同(即从人类求生存的共同欲望立论)，但他认为自己是在驳胡适，也确实以此来反对胡适，特别能提示这个问题的细致与微妙(详另文)。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思路里确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对文化之特色与整体的关联，辨析得不够清楚。各家文化的“色彩”(或“彩色”)与其“根本或源泉”的关系，及其与世界整体文化的关系，还需要更明晰的梳理——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1/1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