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9)

七、余论：涵容歧异的文化“惰性”

从上面引述的各家言说看，关于文化是否可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更多从人类文化着眼，一是侧重民族文化内部。胡适提出的有限可能说虽与梁漱溟的特色说针锋相对，其背后的参照系都是全人类，不过梁更偏向异而胡则相对强调同(常乃惪亦多看全人类，见解介乎于两者之间，故两皆批评)。张东荪的参照系则内置于各民族文化之中，故多见其内在的复杂(李石岑和汤用彤的立场与他相似)。梁漱溟在各家批评中唯一回应胡适，或也因为他们两人皆着意于全人类观照下的文化异同。* 此承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的李欣然博士提示，谨此致谢！

基于任一个体文化不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的理念，梁漱溟在五四后提出了中国先全盘西化而全世界再中国化这样充满想象的设想。在不少人眼中近于荒唐的文化轮转说背后，隐伏着世界文化的一元观。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世界文化”，引起了胡适的警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真有人试图让世界一元化，这种见解“可怕”的一面开始凸显出来，尤可见胡适的高瞻远瞩，尽管他也曾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走向一元。此前主张中国人应“换脑”的张佛泉，后来就正面反对世界文化变成一元。他说：

今日世界的多元文化亦亟需一种得当的(不扰及个人和民族的“精神”自由的)法制间架之保证，以使各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它们的优点与特点，而不致被高压力过强的一种文化所粉碎，因而得免使世界文化趋于一元，归于绝对。* 张佛泉：《自由与人权》(1954年)，《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475页。

如果中国人真像他此前建议的那样换成了“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是否还能维持其“民族的‘精神’自由”，张佛泉可能会另有所想。不过他此前已注意到，关于西化到“‘全盘’的主张，代表一种态度，一种要求，一种情调”，更多是“对调和中西论的有力反应”。*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70页。 至少他自己和胡适，都是在这个层面对全盘西化论表示赞助。

胡适那时明确提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故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最终形成“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胡适：《〈独立评论〉一四二号编辑后记》(1935年3月)，《胡适全集》第22册，第255-256页。 据罗荣渠师的看法，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是他那激进“文化革命观”的基础，也是他“坚持必须尽量承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在多种文化的冲突和竞争中，本文化的“惰性”会在接受异文化的进程中自我调整，自然形成一个不失本位的新文化，这“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17-18页。 换言之，那些相信文化“惰性”的人虽主张、提倡或赞助全盘西化，还真只是一种“态度”，因为他们意识到根本化不过去。* 这与那些真心诚意想要实现全盘西化的人，是有区别的。就此言，陈序经不接受胡适等人仅仅是“态度”上的赞助，的确看到了差别所在。

实则不论文化在学理上是否可分，从操作层面言，要采纳异文化就不能不分而化之，任何西化都只能是某种涵化。梁漱溟曾经追求的西化并不例外(他主张全盘承受西化而“根本改过”，是为了“批评的”重新拿出中国态度，皆有因接触而生变迁的意味)，只是与胡适等人所向往的涵化不同而已。他后来多少意识到，文化不妨是一个整体，却需要开放以涵容歧异，使殊途可以同归。若从观时的角度观空，可以说文化从来就是混成的。人类的文化如此，民族的文化亦然。

·民国研究·

罗荣渠师曾考察了1919-1949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出路、以工还是以农立国问题的四次大论战，发现其间“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这一观察深具启发性，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众皆关注而又充满困惑的问题，即文化的可否分割与借鉴。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1/1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