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7)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个体民族文化整体性的强调，越来越明确。不过他的思想向来没有那么简单。受人类学界新观念的启发，从前瞻的眼光看人类文化，梁漱溟正式提出“应该把旧演进论之同途同归观念修改为殊途同归”。也就是既否定人类历史上“不可免的定律”，又承认有“某种发展的原则或趋势”；虽“取概略形式，而容许特殊的变态”。在此辩证看法的基础上，他有一个更广泛的“判断”，即:

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体生理心理与身外环境间)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各走各路。其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在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6-47页。

继续发挥他转换于观空与观时*“以观空者而观时”是陈寅恪的话，见于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之间的特色，梁漱溟多少回到了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东西、而各家民族的文化在其中占一个位置的原初说法，不过更加细密，表述也委婉一些，并针对他人的质疑做出了较大的修正。*如关于文化形成是非机械的，或许就参考了上引张佛泉之说。上段话最后一句明确了在整个的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可能就借鉴了常乃惪关于世界文明中各民族有其独特的色彩并不影响其整体共性的说法，更是直接因应胡适关于文化世界化背景下个体文化有无“存在余地”的疑问。

梁漱溟一面明言不能“持大同小异之说”，又说整个的世界文化内各自仍有不同的“情调风格”，更主张“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略去各地各时那些小情节不谈”，实际表现出对大同小异的认可。他在论证“小异”的重要时，所驳斥的举例即“生物界中，植物动物亦只是大同小异而已；从生理解剖来看，猫狗和人更是大同小异”。*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5-46页。只要留意“大同小异”正是前引胡适评论中所强调的，生理结构说也是胡适所提出的，就可看出梁漱溟不仅先前选择只回应胡适的见解，二十多年后仍在针对胡适所言立说。

七、余论：涵容歧异的文化“惰性”

从上面引述的各家言说看，关于文化是否可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更多从人类文化着眼，一是侧重民族文化内部。胡适提出的有限可能说虽与梁漱溟的特色说针锋相对，其背后的参照系都是全人类，不过梁更偏向异而胡则相对强调同(常乃惪亦多看全人类，见解介乎于两者之间，故两皆批评)。张东荪的参照系则内置于各民族文化之中，故多见其内在的复杂(李石岑和汤用彤的立场与他相似)。梁漱溟在各家批评中唯一回应胡适，或也因为他们两人皆着意于全人类观照下的文化异同。*此承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的李欣然博士提示，谨此致谢！

基于任一个体文化不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的理念，梁漱溟在五四后提出了中国先全盘西化而全世界再中国化这样充满想象的设想。在不少人眼中近于荒唐的文化轮转说背后，隐伏着世界文化的一元观。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世界文化”，引起了胡适的警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真有人试图让世界一元化，这种见解“可怕”的一面开始凸显出来，尤可见胡适的高瞻远瞩，尽管他也曾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走向一元。此前主张中国人应“换脑”的张佛泉，后来就正面反对世界文化变成一元。他说：

今日世界的多元文化亦亟需一种得当的(不扰及个人和民族的“精神”自由的)法制间架之保证，以使各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它们的优点与特点，而不致被高压力过强的一种文化所粉碎，因而得免使世界文化趋于一元，归于绝对。*张佛泉：《自由与人权》(1954年)，《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475页。

如果中国人真像他此前建议的那样换成了“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是否还能维持其“民族的‘精神’自由”，张佛泉可能会另有所想。不过他此前已注意到，关于西化到“‘全盘’的主张，代表一种态度，一种要求，一种情调”，更多是“对调和中西论的有力反应”。*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70页。至少他自己和胡适，都是在这个层面对全盘西化论表示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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