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6)

冯友兰自己“十分清楚地看出孔家思想可以与科学相容”，但那不是梁漱溟“解释的孔家思想”，因为梁对孔家思想“假定得太多了”。如梁漱溟说孔家思想的“根本观念是摈弃算计和理智”，主张“爱有差等”，“教人不要有所为而为”，而科学则是“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活样法”之“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相去甚远的两种文化，又如何能够“有机地结合”呢？

常乃惪也不同意梁漱溟拿什么“向前、退后、持中”的人生态度来划分世界文化，认为这是“劳而无功”的。因为世界上无数的国家“都各有特别的文化，但也有共同相似的地方”，可以说世界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元的”。* 燕生(常乃惪)：《什么叫做东方文化？》，《莽原》第7期，1925年6月5日，第58页。 尽管常乃惪的本意只是不同意把世界文化分为东西二者* 参见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他关于历史上各民族都“各有特别的文化”也有“共同相似的地方”，可以说是相对平允的观察。而世界文化既是多元又是一元的引申，显得比梁漱溟的见解还更辩证，使对立的一元和多元可以统一，并共存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

可知梁漱溟上述充满想象的设计，的确说服力不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的思虑不深入。他既相当重视文化的个性，又很注意个体文化的整体性。在梁漱溟看来，从世界或人类着眼，每一具体文化皆展现出其个性；但他关于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的外部结果不能切割而移到中国、故中国必须“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又意味着每一个体文化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仍回到前述的问题：以民族为单位且各具特色的一家文化，怎样与他家文化共存于作为“一个整东西”的“人类全体的文化”之中呢？

进而言之，这又与文化是否可分的根本思虑相关。一家文化是否自成体系，自成体系的文化可否拆分，并与他家文化会接，会接后是否仍可维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这是从晚清到民初始终受到读书人关注的一个要点。而其背后隐伏的具体问题，仍是中国怎样在西强中弱的基本格局下，既不失自我的文化尊严，又能学习西方而改善自己在世界的地位。

这个问题在学理上涉及根本，在现实中又绝对是当务之急。相关的讨论和争论，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各种观念的碰撞络绎不绝，又在碰撞中“协商”，却也始终未能达成众皆认可的共识。不少看似可以殊途同归的见解，持论人却彼此都感觉不能妥协，甚至分毫都不能退让。如后来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言人陈序经，就严厉抨击了全盘西化主张的始作俑者梁漱溟。*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1936年)，收入邱志华编：《陈序经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183页。

且陈序经不是一般的“认真”，如张佛泉所说，“凡他认为稍与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马马虎虎收为同志”。张佛泉自己和胡适都曾“明白表示非常赞助他的主张”，但陈序经以为不够，还是要与他们商榷。*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67页。 其实张佛泉本人也一样，尽管他对全盘西化“明白表示非常赞助”，仍不能完全同意，而提出“从根上西化”的别样主张(详后)。* 不仅陈序经如此，其他争论者有意无意间也常表现出某种必须一尊而且排他的倾向。一尊或是受了传统的影响，排他则也许受了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影响，待考。

不过，有时视角的转换，也可以为解决困惑带来启发。坐而言时不妨极端一些，起而行就很不一样了。我在别处已提出，五四后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探讨，既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纠结缠绕，更与国家民族的未来密切关联。* 参见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中国不能不有所改变，改则必须借鉴西方，这是多数“保守”者也认可的。故中西文化如何会接，不仅是个学理问题，也早已进入实践层面。

五、实践视角的启示：异文化只能分而汲取

从操作层面言，文化再有系统性，“在一个社会起始接受另一个文化的时候，总是一样一样或几样几样地接收，而决不会spontaneously与simultaneously整个都机械地接收过来”，故不宜把文化的“有机性看得太机械化”。*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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