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6)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而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西式的头脑(western type of mind)，由一个《论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第5-7页。

这样的西化其实已经相当彻底，但陈序经还觉得不够。可知不仅前引罗荣渠师指出的“各种折衷派观点”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有时明显倾向西化，也不能允许有丝毫犹豫和保留。本来通过中西文化的会接而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是众多争论者的共同战略目标。他们的歧异，可以说仅在怎样学西方的战役层面。然而，为什么不可以大家各自做去，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为什么本可殊途同归的相互竞争，却演成学理上你死我活的拼杀？

一个首要的原因，即那时探讨世界文化的整体与个别，直接影响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世界文化是一个整体，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是程度的；如果世界文化是众多个别文化的合体，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可能是性质的。前者意味着中西之差略同于古今之别，中国的发展不及西方，但还有追赶的希望；后者以为中西本来就各走各的路，既无所谓追赶，似乎也不可能结合(除非是征服或皈依)。*说详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3期。

或可以说，各立一说而互不相让局面的出现，正因问题太重要，故很难妥协。同时也因为西强中弱的国际格局并未改善，而卧榻之侧更有强邻虎视眈眈，危机四伏的局面使人感觉不允许进行缓步徐行的言说竞争。不过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焦虑和紧迫感往往出于文化忧患意识，有时甚至基于想象的认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防患于未然的意味。*如甲午前湖南几乎没有传教士定居，而湖南人却以反洋教活动著称，等于是还没怎么看见传教士就在反洋教了，显然更多是以基于传闻的想象(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真到实际的国难(如九一八)发生后，才发现其实早先的环境原较宽松，还有“强说愁”的余地。

此前正是强烈的忧惧，使梁漱溟警觉到中国这样的个体文化不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一面向未来的主张。尽管这只是中国文化翻身的过渡阶段，后面还有让世界中国化的转圜，在下意识层面多少也带有前述留面子和给出路的自我“协商”意味，并且也确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他人的各种批评后，尤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使梁漱溟后来对自己的见解有所修正。

六、殊途同归：梁漱溟的观念调整

时局的变化对梁漱溟有直接的影响，北伐后他基本放弃了此前文化翻身思路中必经的全盘西化阶段，开始提出中国需要“往东走”的反面主张；九一八之后，他更有一系列关于老根新芽的论说。*这个问题我会另文专论，一些简短的初步看法，参见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但梁漱溟对文化究竟是否可分的思考仍在延续，后来又有进一步的论述。

因应着五四后思想界的数次讨论，梁漱溟在抗战结束后主张，“文化不是一个空名词，它一面包括政治、经济乃至一切而说，一面又指贯乎此全部文化的骨干或根本意义而说”。一切文化，都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人的好恶取舍，抑扬轻重，及一切价值判断流露在人生目的方面的；再一种则是顺此目的而来之手段、方法、技术等等。前者为主，后者为从”。*本段与下段，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6-688页。

似此以主从定位文化，稍近晚清人说的体与用或民初人说的精神与物质。但梁漱溟强调，不能以区分而言弃取。晚清变法维新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在“主要者不改动，而从属部分可以取之西洋”。实则“主从很难分，且事实上亦不许可这样作”。分而弃取的结果，“中国固有文化里面最主要的所在，亦随其余部分而一同动摇崩溃”。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文化不可分论，而且这文化是梁漱溟所谓民族文化。他进而说，由于“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的，非机械的”，故“各处文化便各有其个性”。所谓“文化差异，并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却是在文化个性上”。所以，不仅要充分承认“各处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且不能“持大同小异之说”，以为小异不足重视。因为文化就像“有机组织，其间一点不同，便全盘两样”；尤其“在动的趋势上”，还可能出现“毫厘千里”的局面。且不同文化的“个性之强度”又不等，“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晚清人不明白“问题就在小异上”，遂导致文化的全盘崩溃。*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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