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14)

也就是说，梁漱溟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化是多元不同的，另一方面又用轮转的方式使空间转换为时间，让“希腊、中国、印度三派”古文明于他所设计的“三期间次第重现”。他特别说明：

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本段与下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7页。

尽管梁漱溟也感觉到这样说未必能以理服人，故表示“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然而他的意思，好像这三转折并非他的有意安排，他不过在代历史说话。类似的感觉是持续的。十多年后他总结自己“人生思想之转变”的三时期，即实用主义、归入佛家和由佛转儒三期，其“第一个时期可谓为西洋的思想，第二个时期可谓为印度的思想，第三个时期可谓为中国的思想”。而“令人感觉奇巧”的是，“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这样“奇巧”的世界文化三大流派在其“脑海中巡回”，正如那“齐整好玩”的人类文化路径三转折，仿佛已浸润入他的生命中，又“自然”涌动而出；更像某种飞来的神意，“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得不由他“代为”表出，的确是“没法要他不重现”。

一个人的想法达到这样的自足层次，便无所谓出处，也无需多少论证，甚至可为“吾自有见”而不求谅于人的一个注解。基于这样的心态，梁漱溟对自己的论述相当满意，自诩“我的说法是要表出他那种活形势来”，且“在一句很简单的答案中已经把一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3页。

其实这看起来“齐整好玩”的三转折，仍是一中有三的辩证关联，隐伏着梁漱溟取向的内在紧张。因为他在世界文化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从一开始就显得模糊不清，读者的感知也各不相同。*说详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尤其这三转折何以会发生，又怎样发展，一般人恐怕很难领会他所“表定”的意思，反容易看出其间的勉强。

刘伯明便提出，梁漱溟说“欧美、中国、印度文化，不可绳以共同程准。其发展也率循三途，不可固执成见，而品第其高下”。但既然三种文化各有特长，自不能有“先进后进之分”，则何以中国要先全盘西化呢？*刘伯明：《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衡》第3期，1922年3月，书评第1页。而冯友兰最感困惑的，也是梁漱溟关于世界三种不同文化的转换——“为什么西方人应当彻底改信孔子，为什么将来全人类应当都是佛陀信徒”？*本段与下段，冯友兰：《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7页。

冯友兰自己“十分清楚地看出孔家思想可以与科学相容”，但那不是梁漱溟“解释的孔家思想”，因为梁对孔家思想“假定得太多了”。如梁漱溟说孔家思想的“根本观念是摈弃算计和理智”，主张“爱有差等”，“教人不要有所为而为”，而科学则是“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活样法”之“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相去甚远的两种文化，又如何能够“有机地结合”呢？

常乃惪也不同意梁漱溟拿什么“向前、退后、持中”的人生态度来划分世界文化，认为这是“劳而无功”的。因为世界上无数的国家“都各有特别的文化，但也有共同相似的地方”，可以说世界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元的”。*燕生(常乃惪)：《什么叫做东方文化？》，《莽原》第7期，1925年6月5日，第58页。尽管常乃惪的本意只是不同意把世界文化分为东西二者*参见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他关于历史上各民族都“各有特别的文化”也有“共同相似的地方”，可以说是相对平允的观察。而世界文化既是多元又是一元的引申，显得比梁漱溟的见解还更辩证，使对立的一元和多元可以统一，并共存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

可知梁漱溟上述充满想象的设计，的确说服力不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的思虑不深入。他既相当重视文化的个性，又很注意个体文化的整体性。在梁漱溟看来，从世界或人类着眼，每一具体文化皆展现出其个性；但他关于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的外部结果不能切割而移到中国、故中国必须“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又意味着每一个体文化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仍回到前述的问题：以民族为单位且各具特色的一家文化，怎样与他家文化共存于作为“一个整东西”的“人类全体的文化”之中呢？

文章来源：《山西化工》 网址: http://www.sxhgzz.cn/qikandaodu/2021/0401/1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