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4)

“色彩”不是整体，却又能表现甚或代表整体，而那被表现或代表的整体又是更大的整体(世界文化)之一部分，这已足够让人困扰了。然而问题在于，“色彩”究竟能不能代表整体？即使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体？梁漱溟被不少人指责的另一问题，即他常以部分代表整体，甚至以认识未必准确的部分来表述整体。

三、文化的部分可否表述整体？

李石岑以为，梁漱溟在从哲学去观察文化的“大错处”里面，“又包孕着一个不小的错处，就是他所举的哲学，或是仅举一家，或是仅举一宗”。具体言，

梁君的三条路向说，不是照中国、印度和西洋现在的情形立言，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 本段与下段，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第2、4、11页(文页)。

例如梁漱溟以佛法之“宗教的态度”代表“印度的态度”，便有两重错误，因为“佛法的态度，不能代表‘印度的态度’的全部。佛法的态度，更完全非‘宗教的态度’”。张东荪也说：

无论中国文化与孔子思想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总是两个东西；印度文化无论与佛家思想有何等关系，然而终不能并为一谈。至于西洋则更复杂了。像梁君这样把文化还元到一个哲学学说，我总觉得这种态度未免太过了。* 本段与下段，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9日，第1-3版。

所谓“一个哲学学说”，是指一文化之内的一学说。与李石岑一样，张东荪一举否定了梁漱溟的三条路向，进而指出，第一“决不可把一个民族认为一个自觉的单体”。即使“取哲学的见地，以为民族即是大我”；也“须知小我本不是整个的，而何况大我呢”？第二“不能说某一民族是根于哲学的见地而走某一条路，而只能说某种哲学比较上吸收某种民族的根性最大，则其学说可认为代表的思想”。实际上，“无论那一民族，其中的哲学学说都不止一个，并且是很复杂的，但是其民族中的各种哲学虽互相反对，而都带有这个民族的特性”。进而言之，“思想的交通”使“印度哲学却不一定在印度”，所以在一个民族中，还“可以有一种哲学思想竟和他族中的一种哲学相同”。

既然一个民族不能视为“一个自觉的单体”，以民族为单位的文化亦然。且民族这“大我”是由众多“小我”组成的，两者都不是“整个的”。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见解，尤其“自觉”与否，有深邃的隐意在。不过张东荪对此未加引申，而更多侧重于他所说的第二点，即作为代表性思想的某种学说与民族根性或民族特性的关系。

其实张东荪稍早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见解，即“凡一学说起于一民族，必其民族适有与此相反之性，倡此学说者特标其义以矫正之”。如“印度人之世间思想最浓，故出世间思想之佛教适发生于其地”。而儒教所倡忠恕、仁义等学理，也是有针对性地矫正中国人“根性上之不德”。* 东荪：《民德立国论(中)》，《时事新报》1918年2月28日，第1张2版。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学问上的特色不仅不代表整体，反表明其民族性与此相反。若由此立论，不但可以彻底否定梁漱溟关于特色反映整体的主张，他自己关于一种学说可认为代表一民族思想的见解也不成立。

不知张东荪此后是否改变了观念，他在与梁漱溟的辩论中并未发挥上述见解，而是从反面指出，一家文化可以有特色，但特色不能代表整体，且民族的特性“不是不能变的”，尤其“不必因民族有特别本能而就以为不能采用他族的文明”。他虽“深信孔子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国的思想之大部分”，仍“不能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的哲学”。就是讲中国哲学，也不能只举一个孔子，究竟老、庄、申、韩等“算不算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且梁漱溟“对于印度哲学，只举一个佛教”，但“佛教以外的思想究竟如何呢”？其实“佛教自佛教，佛学自佛学”；梁漱溟“所说只是佛学，似乎不必把印度文化混在一起”。张东荪谦称对中国和印度哲学因根基太浅不能详论，若论他比较熟悉的西洋哲学，那更是“万花齐放、异说纷呈”，全不能像梁漱溟那样一举概括。*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9日，第1-2版。

汤用彤也指出，“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而“时学浅隘”的一个表现，即言“印度文化，以佛法有‘条理可寻’，则据以立说；婆罗门六宗则因价值不高，屏之不论”。若论及“现在时髦之西方文化”，更“仅取一偏，失其大体。不知欧美实状者，读今日报章，必以为莎士比亚已成绝响，而易卜生为雅俗所共赏；必以为柏拉图已成陈言，而柏格森则代表西化之转机，蒸蒸日上”。* 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中华新报》1922年10月29日，第1张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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