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个别梁漱溟对文化的思辨(5)

汤先生对“时学浅隘”的观感是相对普遍的，他虽未点名，然可以看出后者兼带抨击了从胡适到梁启超、张君劢等许多人，前者明显更多指向梁漱溟(汤和梁是中学同学，故行文含蓄)。可知梁漱溟以特色概括整体的取向，导致他论各家文化都不免带有以偏概全的特点，已为多人所注意到。这部分因为他的表述往往比较绝对，说优点就好得不得了，说缺点就坏得不得了，实际等于把他说的“色彩”变成了全体。

即使接受梁漱溟关于特异“色彩”可以代表整体文化的看法，由于各家文化都具有独立的“根本方向”，它们和世界文化又都各为“整体”，那些被特异“色彩”代表的“一家文化”，怎样和同样为异彩所代表的“他家文化”统一在更广大的人类全体文化之下，仍是悬而未决的。

四、特色文化的共存与转化

在这方面，梁漱溟也自有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人类生活大约不出三条路向，即西洋人代表的“向前面要求”、中国人代表的“变换、调和、持中”和印度人代表的“转身向后去要求”三派。历史上三种路向为西洋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分别走过了，他据此推测，未来世界文化将成三期，即全人类都先西洋化，然后中国化复兴，最后印度化复兴。目前中国人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而“根本改过”，同时“排斥印度的态度”，然后“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80-383、525-528页。

也就是说，梁漱溟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化是多元不同的，另一方面又用轮转的方式使空间转换为时间，让“希腊、中国、印度三派”古文明于他所设计的“三期间次第重现”。他特别说明：

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 本段与下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7页。

尽管梁漱溟也感觉到这样说未必能以理服人，故表示“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然而他的意思，好像这三转折并非他的有意安排，他不过在代历史说话。类似的感觉是持续的。十多年后他总结自己“人生思想之转变”的三时期，即实用主义、归入佛家和由佛转儒三期，其“第一个时期可谓为西洋的思想，第二个时期可谓为印度的思想，第三个时期可谓为中国的思想”。而“令人感觉奇巧”的是，“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这样“奇巧”的世界文化三大流派在其“脑海中巡回”，正如那“齐整好玩”的人类文化路径三转折，仿佛已浸润入他的生命中，又“自然”涌动而出；更像某种飞来的神意，“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得不由他“代为”表出，的确是“没法要他不重现”。

一个人的想法达到这样的自足层次，便无所谓出处，也无需多少论证，甚至可为“吾自有见”而不求谅于人的一个注解。基于这样的心态，梁漱溟对自己的论述相当满意，自诩“我的说法是要表出他那种活形势来”，且“在一句很简单的答案中已经把一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了”。*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3页。

其实这看起来“齐整好玩”的三转折，仍是一中有三的辩证关联，隐伏着梁漱溟取向的内在紧张。因为他在世界文化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从一开始就显得模糊不清，读者的感知也各不相同。* 说详罗志田：《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尤其这三转折何以会发生，又怎样发展，一般人恐怕很难领会他所“表定”的意思，反容易看出其间的勉强。

刘伯明便提出，梁漱溟说“欧美、中国、印度文化，不可绳以共同程准。其发展也率循三途，不可固执成见，而品第其高下”。但既然三种文化各有特长，自不能有“先进后进之分”，则何以中国要先全盘西化呢？* 刘伯明：《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衡》第3期，1922年3月，书评第1页。 而冯友兰最感困惑的，也是梁漱溟关于世界三种不同文化的转换——“为什么西方人应当彻底改信孔子，为什么将来全人类应当都是佛陀信徒”？* 本段与下段，冯友兰：《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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